尊严的生活。他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他又从一个城里人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杨正义确信，如果一个社会能够给它的每个成员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能够实现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合理流动，那么它就具备了正义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机会永远被少数强势阶层占据，社会阶层严重地固化，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正义可言。而达成社会正义的条件是改革开放，是社会每个成员广泛的参与。

    杨正义告别钟旭霏的时候，她客气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同在一个县城了，我们这些同学一定要多来往！”

    杨正义从县委组织部谈话之后回到了红星乡政府，薛伟峰在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县委决定撤掉全史进红星乡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职务。这是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纪委联合调查组进驻红星乡调查之后作出的决定，主要原因是全史进在计划生育工作和“严打”中作风粗暴，践踏人权，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杨正义的头脑里迅速闪过给荀佳国的那封信，他没有反映全史进的问题，但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杨正义冥冥之中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作恶必当得恶报……”

    在离开红星乡政府到县委宣传部报到之前，杨正义又专程去看望了屠夫曾思儿和他那个死里逃生的孩子。杨正义发现这个孩子具有非同一般的生命力，他从鬼门关回来之后，现在仍然健康地活着。

    杨正义看着这个给自己设置了无数障碍的农民，看着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心里多了几分不舍。杨正义对曾思儿说：“曾思儿啊，感谢你这一年来与我的合作，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我还欠着你的账，没解决好你儿子的土地问题，等以后有机会再解决吧！”

    曾思儿也不再是过去那副鲁莽形象，他紧紧拉住杨正义的手说：“我不怪你，计划生育是国家的政策，国家的事情比我们个人的事情大，你们也是执行国家的政策，并不是有意为难我们！”

    杨正义更加关心的是曾思儿的那个孩子，这个还未出生就遭到了特殊对待的小家伙。他又问：“孩子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问题请及时告诉我！”

    曾思儿说：“感谢你当时给县医院说得及时，他现在身体很好。如果没有他们抢救，孩子可能当时就没有了！”

    与杨正义同时到县城的是那些陪伴着他的书籍，这些书籍还将随时陪伴着他。

    县城生活与乡村生活最大的不同，大概是在县城工作的人们一切都按部就班，而乡政府的人则要松散得多。县城的人们都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即使加班也有比较固定的时间。而乡政府的干部上下班则没有时间的观念，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农民如果到乡政府办事，他们还必须随时接待他们。

    乡政府的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饮酒、吃饭、聊天，他们就像一家人那样显得非常亲密。这也就是全史进和李爽爽他们能够打成一片的重要原因。而到了县城之后，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很少有同事聚在一起的机会。

    杨正义刚到县城的时候很不习惯，过去的熟人和朋友圈子消失了，而新的生活圈子没有形成。他每天下班之后就去食堂买饭，而买饭的也只有寥寥几个没有结婚的年轻人。钟旭霏的家也住在县委机关大院，但钟旭霏是不到食堂买饭的，因此他们也就很难碰到一起。过去杨正义经常到供销社附近的汽车站去看抵达的公共汽车，希望碰到自己熟悉的人，他以为到了县城之后大家都在一起，见面比较容易，他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

    最难熬的还是吃过晚饭之后的那段时间，机关里的人们都回家吃饭去了，杨正义只有一个人，住在机关分配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卧室里，又还没有到晚上学习的时间，杨正义无处可去，他只能四处游荡。

    杨正义被任命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县直机关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尽管机构改革的时候任命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但杨正义毕竟是刚毕业没有满两年的年轻人，提拔前只是乡政府的一名普通秘书。后来杨正义听到了很多关于他提拔重用的小道消息。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他在乡政府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突出，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看中了这个充满正气的年轻人。还有的人则说杨正义是县委副书记钟于权的女婿，钟于权的女儿钟旭霏与杨正义是大学同学。这个消息传播得也很广，言之凿凿的证据是杨正义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就是由钟旭霏陪同的，后来杨正义又经常到钟旭霏的学校去，如果没有这层特殊关系，一个农民的子弟怎么可能由乡政府秘书坐直升机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呢？说这些话的人看起来很有根据，他们认为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很大的干部，今后也很有前途。最有传奇色彩的说法则是杨正义给县长荀佳国写的那封信，有人说杨正义是那一天晚上喝酒喝醉了，酒壮英雄胆，如果没有喝醉，杨正义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给县长荀佳国写信的。荀佳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他慧眼识才，发现了杨正义是一匹千里马，因此向县委大力举荐了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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