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老谱，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二十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总体来，李善长似乎也可以的定上被“谋反”的罪名，但细心人一看，却是不然，这一切，很容易让人忽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李善长的封赏。

    第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第二次，在洪武三年，封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参军国事，食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

    如此大的封赏，可以看出在洪武一朝，李善长是位极人臣，这样的荣耀，的确没有谋反的理由。

    年至古稀，77岁高龄的李善长真的会造反吗？这个疑团没等到今人来破解。就在李善长被处死的第二年，御史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写了一份《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鸣冤。上书开门见山地写道：“善长和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谋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爱自己的儿子必然超过兄弟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着万全富贵的人，必不会怀侥幸之心去追求那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的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庸是子侄辈之间的亲戚，而他与皇上却是亲子女之间的亲戚。假如他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也不过是功臣第一人，难道还会比今天更加富贵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侥幸取得吗？元未想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结果没有不粉身碎骨的。李善长为什么在年轻时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这种情况，却又在衰老的年纪去重蹈杀身之祸呢？……上书的最后写道：“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嗜杀的朱元璋看后，竟没有加罪王国用。可见，朱元璋心里是很清楚的，李善长没有造反。

    既然朱元璋知道李善长不会造反也没有造反，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还要杀死李善长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也是诸位书友们纠结的所在，到底李善长算不算造反呢？

    对于这一点，小景多方查阅资料，最终认为，他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理由。这纯粹是朱元璋要铲除宰相这个职位。

    自秦始皇一统六国，天下一统，设置百官，丞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连接皇帝和百官的中枢。据记载如下：“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丞相可以说，是负责管理军事大计或其他要务，并辅佐皇上处理国家大事。逢有机要事情皇帝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共同在御前商议，避免专断。一般政务，则由丞相决定即可施行。皇帝有事，常向丞相咨询，丞相有时可封驳诏书，表示对皇帝命令持保留态度。丞相具体职权是：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荐举人才；对于地方官的有考课和黜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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