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许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们说明真相，并说，我现在的产业比分家时增加了三倍，现将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与两个弟弟。于是许武的名声大振，后被调至中央任长乐少府。

    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

    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见当时选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操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大汉有一百多个郡，每年有两百多个孝廉被举荐到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一样马上就能当官，他们大多安插在皇宫郎署里做一个郎官。十几年以后，就有两千多个。过去皇宫里的郎官侍卫也只有二千人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全部变成了郡国孝廉。这些郡国孝廉，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的补吏出身。于是孝武皇帝以后，本朝做官的人渐渐都变成了读书人出身。

    大汉当时的这个制度非常好。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学业完成后，到地方郡县为掾属小吏。有了成绩后，再经郡国长官察选到朝廷。又经朝廷一番规定的考试后，才开始正式入仕。这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朝廷的所有官吏，几乎全由此途径出身。本朝自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开始，历任宰相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拔而来，因读书成才而入仕途，和权贵官僚富豪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这个制度到了光武皇帝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郎署里的人才太多，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数不胜数，于是本朝无定期的选拔和特殊选拔制度就搁置了，仕途仅仅剩下了孝廉察举一条路。但就是这样，人还是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命令分区察举，然后又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察举。

    一个郡国满二十万户的才能察举一个孝廉，于是孝廉成了一个抢手货，渐渐地，这个抢手货就成为了豪门士族晋升的的机会。如此一来，真才实学的人少之又少，这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完全丢失了。后来又因为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又加上了一番考试，如此一来，原来察举孝廉的用意就彻底没了。

    大汉选拔人才，最先必进太学读书，这样才能获得补吏的身份。做了补吏后，才能获得察举的资格。这种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拔，再由选拔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的四个阶段，看上去似乎很合理，但弊端极大。

    在这个年代，穷人读不起书，普通士人的读书机会也很难得。

    首先非常不容易得到。这时的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即使有纸，也是贵重至极。（此时尚无印刷术，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古代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抄一本书，耗费极大。帛是丝织品，它的贵重可想而知，一般人家根本没有。

    就算你有竹简，有绢帛，但你没有书。要抄一本书，你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话说回来，如果老师不收你，你到哪里抄书去？因此在这个年代，读书求学，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一般贫穷百姓想都不敢想。

    当然，如果你出身读书家庭，那这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本朝爵位虽然不可世袭，而世袭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有了世代的就有了世代经学，有了世代经学，便可世代入仕。比如象许劭这种人，你不做官，皇帝也要逼着你做官。因此，学问与，其实就是权势和财富。黄金满屋，不如遗子一经，就是这个道理。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做官家庭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如果家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当上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这些人发达后，对故主总要报点私恩，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每郡的孝廉人数有限，于是这有限的名额就落在了几个有限的家庭里。这几个有限的家庭就成了所谓的世族门第。这些门阀世族每个郡都有，他们越来越兴旺，此郡做官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吏治腐败也就成了必然。

    一个好的制度变成了坏的制度，尤其是这种关系到王朝兴衰，国家兴亡的制度变坏了，大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唯才是举，说起来很轻松，说了几百年了，结果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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