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枢密，虽然枢密院的职能因为唐五代的殷鉴被压缩远不如中书省这么强大，但枢密使作为西府首脑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威武，枢密使的去留绝对是要由皇帝陛下本人来决定的，更何况狄青这个枢密使是当年皇帝非常坚决任命的。

    王景范本来在白沙书院中一心著书求名，《中庸》一书的底稿早已完成，只是他心中还存有疑虑，便邀请所有寄居在白沙书院中的赴考学子一起来参详寻找失误，每日都是在与人争辩书中章句中渡过。不过因为狄青寄居在白沙书院，使得朝堂上的争论也延续到了平静的白沙书院，也给白沙书院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告——狄青以身体染恙为由辞官，皇帝还是记得这位为他平定诸多难题的第一战将的，宫里面的太监也来过几次，不是传旨就是问安，没过几日不仅是白沙书院就连整个京师开封都知道狄青住在这里了。

    不过比起狄青来，王景范这个白沙书院的主人早就在这段时间内让所寄宿的赴考学子们谈论的沸沸扬扬了，以至于就算得知名满天下的狄青和自己做邻居，也没有什么心思跑去看看人家额头上刺字——学子们竞相传阅《中庸章句新解》，并且在王景范的引导下连续十几天进行辩论，声称谁要是能够挑出大家都认可的错误来，就请客喝眉寿酒。

    王景范开始时只是和俞樾两人之间相互讨论《中庸》，毕竟这种将《小戴礼记》中的《中庸》原文打散重组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打散重组先贤名篇说到底还是以先贤的名声来为自己的学说奠定基础，于自己有利的东西可以留下，于自己学说相反的则删掉。

    先贤大儒这么做也就罢了，他们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早就名满天下，有资本去对抗各方的质疑，可王景范却没有这个资本，他不过是名声不显的一介布衣而已。事实上王景范心中非常清楚，自己所著的《中庸》肯定与原本几十年后朱熹所著的《中庸》是有区别的，甚至连内容都可能有所区别——王景范的父亲在教授《大学》和《中庸》之时并不是按照朱熹原作去教的，只是顺着《礼记》讲授中间指出了那些是后世通行的章句而已，其中《大学》一篇朱熹有所篡改，更是着重说明了。

    按照父亲的意思有宋三百年正是将儒家推向了巅峰，后世王朝不过接过这个成果选出更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程朱理学为儒宗正朔，尤以朱熹所著《四书》为最，连带后面几百年科举考试出题都是必须限定在《四书》之内。在父亲所生活的年代早已无科举考试，所谓《四书五经》除了真正研究古典著作的少数人之外，不过是平常人拿来读着散心而已。

    王景范的父亲对那些《四书五经》并不十分熟稔，甚至连通背都做不到，与之相比王景范三岁开蒙**岁便将儒家典籍名篇倒背如流，这实在是让父亲非常惊叹。父亲虽然不是后世那些专精《四书五经》的学者，不过却最喜欢《大学》和《中庸》，他没有王景范那份悟性和记忆力，最初喜欢《大学》和《中庸》不过是因为它们在《四书五经》中篇幅最短，而后人生经历多了便更喜欢这两本书，每次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是以对这两本书理解也更多些。

    王景范首先就将著书经籍选在了《大学》和《中庸》，不愿篡改最终选定《中庸》，从现在赴考学子中的反响来看还是比较正确的——只是打散重组《礼记?中庸》，将原来看上去并不连贯的章句重新整理，学子们倒是并不很排斥，而王景范结合先贤阐述的基础上又发出了新的涵义，这才是让学子们重视的。

    在读过《中庸章句新解》之后，人人都很惊奇王景范居然有如此才能，注解周详且又能阐发闻所未闻的新意，这根本不是一个十八岁少年所能够做到的。只有王景范自己明白，这中间的新意绝大多数来源于自己父亲的教导，父亲的教导是以纵观华夏历史为经，以人生阅历为纬，剥去了云山雾罩的大义，直问本心将道理讲得通透明亮，自己所著《中庸新解》不过是将一部分东西拿出来融合到自己重新修订的《中庸》章句中而已。

    “此书一出，怕是以后这《中庸》真的要单独出本了！”苏洵敲了敲桌子，他的旁边坐的正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而桌子上放的则是王景范的《中庸章句新解》。

    苏轼笑着说道：“单独出本又如何？我看见复这本《中庸章句新解》一书写的好，别的不说，就是这标点体例来的妙，可省去无数误解之处。也许这本书未必会同行于世与其他圣典同存千古，但这标点体例却是能够传散开来为百世所用！”

    “原本《礼记》一书中就有很多篇章不通顺，上下章句间甚至有内意不顺之处。这《中庸章句新解》虽是将《礼记?中庸》一篇打散重组，虽有失先贤本意，然这原篇流传或可因错简漏简致使缺失，更是让人难解先贤之意，见复这本书至少整理了《中庸》原篇的精髓，纵然有所删减也无关大局，倒是这注疏精彩的很，看过之后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苏辙评价道。

    “确是如此，这《礼记正义》原是汉人郑玄注，唐人孔颖达疏，通篇下来对一般学子而言更是艰涩难懂，《中庸章句新解》倒是提出单讲，可为学问入门所用。”苏洵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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