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作用。”

    1917年在喀琅施塔得水雷手中队当见习水兵，1918年春，崔可夫在经历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变革之后，进入红军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成为第一期学员，在训练班，崔可夫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有极大的提高，令他难忘的是，1918年7月2日，列宁來到军事训练班，并发表了演说，能亲眼看到革命的领袖列宁，并聆听他的讲话，令崔可夫激动不已，

    在军事训练班，崔可夫第一次参加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战斗，平定了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布尔什维克起义，这次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然而，新生红色政权所面临的国内不甘心失败的政府军反扑、武装干涉的严峻形势，促使崔可夫投身到更为广阔的战场和更加激烈的战斗中去，

    从军事训练班毕业后，崔可夫参加了国内战争，在南方面军任副连长，1918年11月和1919年5月先后在东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第2集团军第28师第40团任副团长、团长，在1919年春天，他率部参加了粉碎高尔察克政府军的战斗，并于5月初击退了高尔察克的进攻，由于崔可夫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5月4日，他被接受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粉碎高尔察克匪帮后，崔可夫被调往西方面军任团长，参加了对波兰政府军的战斗，由于作战英勇，崔可夫在这一时期荣获两枚红旗勋章，

    平息国内外的武装干涉后，崔可夫于1925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结束学业后，他于1927年來到中国，任驻中国军事顾问，1929年回国后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2年9月任首长进修班主任，1936年，崔可夫进入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速成班学习，毕业后，于同年12月任机械化旅旅长，1938年4月任步兵第5军军长，1938年7日起，他先后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级集群司令员、第4集团军司令员，并指挥集团军参加了解放西白俄罗斯的进军，1939，1940年，苏芬战争时期，崔可夫担任第9集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了战斗，不过被芬兰军队打的落花流水，因此被解职，

    1940年12月，东亚方面的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日本已吞并了大半个中国，并在北上进攻苏联和南下同英美开战之间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熟悉中国情况并在中国工作过的崔可夫再一次被派到中国，任驻中国武官和军事总顾问，直到1942年3月奉召回国，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此时，崔可夫正在中国，他密切注意着苏德战场的形势发展，随着德军一路东进，攻陷明斯克、占领基辅、夺取斯摩棱斯克，直逼莫斯科城下，列宁格勒陷入重围，崔可夫的心情十分沉重，他的心已飞回了苏联，渴望投入到保卫苏联的战斗中去，

    1942年3月，崔可夫从遥远的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莫斯科，崔可夫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坚决要求：“上前线。”5月，崔可夫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预备队第1集团军副司令员，司令员还沒有任命，指挥部队的责任完全落在崔可夫的身上，

    王汉章对于这个家伙熟习的原因是后世，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暴发，时任国防部长助理的崔可夫主张“一劳永逸的打击中国”，甚至准备发射携带核弹头的远程导弹，，对中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最终由于担心中国的大规模反击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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