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们一笔钱。跟交房租似的？”

    “……这事儿得碰运气，如果运气好的话，只要逢年过节给一份礼金，马马虎虎也就能过去了。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呵呵……那咱们的杂货铺里。就会多一个专门吃闲饭搞破坏的‘白相人’了！”

    金奇娜苦笑道，“……我之前投稿的那家出版社里，就曾经有这样一个家伙，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不知道给出版社惹了多少麻烦，闯出多少祸事，造成了多少损失，但就是没人敢开除他。亏得去年刚上任的新主编是个有本事的。在黑白两道都有些人脉，通过上上下下好一番活动。才把这个混蛋给撵了出去……”

    ——原来，这年头上海各种帮派势力之嚣张霸道，已经到了“隐形政府”的程度，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都不如他们说话管用。哪怕是最普通最本分的小老百姓，也不得不在各种黑帮的淫威之下战战兢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有谁硬是不肯巴结黑帮的话，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更惨的是被装麻袋丢进黄浦江。

    举个例子来说，此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都被帮派（主要是青帮）包揽，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想要绕开都不行。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插进一帮吃闲饭的人，否则就会被砸（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不但残酷剥削工人，从他们原本就微薄的工资之中抽走好几成甚至一半以上，其中有些人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甚至挤走或干掉老板，直接把企业抢过来：没办法，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以及于在某些公司和工厂里，会出现工头对自家老板颐气指使、发号施令的怪现象。

    总的来说，民国年间上海滩青帮势力之嚣张，已经达到甚至是超过了现代墨西哥毒枭组织的程度——至少墨西哥迄今还没有选出一位毒枭总统，而中华民国却有一个小瘪三委员长（蒋介石就是青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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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海黑帮的敲诈恐吓，众人商讨了一夜，也没能最后决定该怎么办，想想反正还有两天，也就随它去了——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旧上海做生意需要克服的麻烦，似乎还远远不止黑帮这一项！

    第二天，王秋他们的小杂货铺再次开张，生意依然十分火爆。可惜没多久就又有恶客上门——来了一个戴着瓜皮小帽、外貌精干巴瘦的老头儿，自称是上海总商会的代表。只见这厮举着拐杖倚老卖老，唾沫横飞地把王秋等人好像孙子似的教训了一顿，呵斥他们恶意倾销、扰乱市场秩序、不顾商界同仁的道义、擅自打价格战，事先甚至都没有“拜码头”……总之就是违反了一大堆“潜规则”，因此责令他们尽快整改，补上那些缺了的“礼数”，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到了下午，又有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几个华人巡捕过来，毫不掩饰地张口勒索好处费，在获得了每人五块大洋的“孝敬”之后，还顺手捞了店里的几只闹钟，还把零食装满了各自的口袋才走。

    上述这些麻烦，让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超时空城管们很是挠头。但是很显然，光靠打打杀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再说，为了日后的长期合作，他们也不能给作为“虫洞发生源”的金奇娜大姐惹来大麻烦——要是把黑帮、商会或者其它组织给得罪狠了，以至于有人闯入小学绑架了她的女儿金杏贞该怎么办？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小鸟游真白前首相阁下却提出了一条很有开创性的“新思路”。

    “……就我所知，这世上的黑帮都只会找店铺收保护费，而不会给买东西的人找麻烦，对吧？”

    对于小鸟游真白提出的问题，金奇娜这个“本地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如果黑帮的保护费都要收到每一个顾客头上，你让人家开店的还怎么做生意啊？”

    “……然后，除了银元之外，美元、日元、英镑和法郎应该也都能流通吧？”小鸟游真白又追问说。

    “……嗯，这几种外币在上海滩应该是能用的，毕竟这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算是外国人的地盘——当然，必须是国际货币，如果你拿苏联卢布或德国马克过来，恐怕没人肯认账。”金奇娜想了想答道。

    “……啪啪！既然如此，这事儿不就简单了吗？首先，只是买东西的话，就能避开黑帮的骚扰。”

    小鸟游真白开心地拍了拍手，笑得好像一只狐狸，“……其次，只要有钞票，我们就能在上海买到需要的商品……而对于我们来说，钞票这种东西，难道还需要赚吗？别忘了，我可是当过日本首相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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