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狼窝！

    原来，那家貌似神圣庄严的修道院，其实却是个玩“制服诱惑”的“特殊青楼”。专供那些内心龌龊的客人们，在庄严的教堂里，在神圣的十字架下。伴奏着悠扬的圣歌，享用修女的身体，以此来体会那种亵渎神灵的无限快感……如果不是及时得到了胡总政委的搭救。傅修女就当真要扶着十字架被强插了！

    总之，在对亲人、对爱情，对社会，对宗教统统都彻底绝望之后，傅太太从此被**理想吸引，立志要投身革命，改造这个不公平的社会。“……我算是明白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如果没有权力和地位来保护自己。那么就连长得漂亮也是一种罪孽！只有打碎这个旧世界，才能不让我身上的悲剧重现……”

    此后，傅太太就以修女的身份，在胡德兴这个红色牧师的教堂里从事地下党工作。直至如今。

    在傅太太说完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之后。接下来开口的是一位姓李的黄包车夫，自称当过某位司令的副官，原本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只可惜这天下没有常胜不败的将军，在中原大战之后，他那位司令的兵马被蒋委员长收编，派往江西“剿匪”，结果跟所有的杂牌军一样都是后娘养的，在薪饷、供给和待遇上饱受冷遇——大批官兵出征一年都还没见过军饷是啥模样。伙食服装更是比红军还要差，于是气得集体投共了！

    集体叛逃事件之后。管不住部队的司令自然是上了军事法庭，还被扣上了通共的罪名。而跟着司令打拼了半辈子的李副官也没了东家，上面既不发遣散费也不给安排复员，想要跳槽继续在军队里吃粮，又没有可靠的人脉关系，更拉不下面子再从大头兵做起……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流落到上海的花花世界来谋生。

    然而，他很小就被抓了壮丁，之前已经打了半辈子的仗，除了开枪杀人之外，对于其它的谋生手段几乎是一窍不通，做小生意是做一次赔一次，种地也竞争不过那些庄稼把式，进工厂同样笨手笨脚砸了活计，最后，李副官身边的积蓄统统用尽，只好去拉黄包车——可黄包车也不是那么好拉的！

    在这年头的上海，光是从车行租一辆上过牌的黄包车，每月一般得交25块大洋的份子钱，这就意味着车夫辛辛苦苦一个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给车行挣的。而且，若是没有关系和人脉的话，还根本租不到！再扣掉给帮会混混、巡捕警察的例行孝敬，以及交通违章的罚款——算上后来增加的日租界，这年代的上海居然有四套交通法规，比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就是一个右行一个左行，对于基本是文盲的黄包车夫来说，想要完全不犯错可真是太难了——因此上海黄包车夫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块大洋，穷得连饭都吃不饱。

    因为租不到车行里上过牌的黄包车，李副官只好偷偷去拉没牌照的黑车，结果既被交警查扣，又被车行的打手毒打……在最倒霉的时候，他甚至差一点去跳黄浦江。亏得在自杀之前，李副官跑到了胡总政委的教堂里祈祷告解了一番，从而被胡总政委忽悠上了贼船，否则眼下还有没有他这个人都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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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前面这两个人的凄惨遭遇，还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命运之不幸，那么接下来几个工人的叙述，则充分体现了民国时代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之残酷，甚至就连“抗日爱国”都成了剥削压榨工人的借口。

    在闲聊中，一位纱厂的工人叹息说，原本通过大革命和五卅运动，上海工人的待遇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各种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劳工保障条款，就基本成了空文。

    再往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大萧条，上海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更是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上海棉织业同业工会干脆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以减少成本增加与外商的竞争力为名，公开要求大幅度降低工人工资——“……面对经济危机，纱厂的资方将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前年的工资打了八折，今年的工资更是要打七折！每天的工资只有四角钱！中午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了，每个月的休假也没有了。请假一天就要扣一块钱！请假三天就要卷铺盖滚蛋！在大革命时被废止的超时工作制，如今也在‘服从民族斗争需要’的口号中被恢复了，一天要上十六个小时的工！也就是说除了睡觉吃饭之外。其余时间都得工作——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使唤啊！”

    这位骨瘦如柴的纱厂工人如是抱怨说，同时绘声绘色地模仿起了老板训诫他们的口吻：“……你们不是痛恨日本人吗？不是要反日爱国吗？日本人正要打倒华纱，使得你们没有工做呢！现在你们帮助厂方减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们中国‘劳资合作’的团结精神，也就是抵日货、救中国的爱国行动！万一各位工友不肯帮忙，那末我们无法维持，只有关厂！而你们这帮懒鬼则个个都是汉奸卖国贼！”

    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摊了摊手，“……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一步了，我们还能怎么办呢？多费点力气总比失业好……可是每天十六小时工作之后。那感觉真是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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