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恐怕不会比未来的日本赤军好多少。

    更何况，在老毛上台之前，如今的党中央可是一群原教旨主义者。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带着两千名不信马克思主义的雇佣军闯过去会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恐怕足够让蒋委员长给我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了！

    至于援助老蒋抗日。就更是别提了——且不说我也是党员，我们的团队也在党的领导之下，给老蒋帮忙就会涉及到一个政治不正确的原则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位地图开疆和日记救国的蒋先生实在太不靠谱。

    他不仅**反到了疯魔的地步，为了剿共而公然宣称‘甘愿当亡国奴’，而且还是一位鼎鼎大名的运输大队长……我可不希望辛辛苦苦搬运来的各类现代兵器，没几天就被日本人用来打中国人——这可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在抗战后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的时候，国民党可是为岗村宁次将军贡献卓著，帮助缺枪少弹的日本‘中国派遣军’一口气武装起来了两个师团的‘美械鬼子’呢！亏得这些‘美械鬼子’没有被调到硫磺岛和菲律宾。否则麦克阿瑟和斯普鲁恩斯只怕都要气得下令轰炸重庆那帮日本奸细了……”

    “……当心！过学生了！（老北京人对学生游行的称呼）又过学生了！大家看好自己的摊子！”

    “……这帮学生也真是的！怎么老是在城里闹？有本事扛枪到通州打日本人去！”

    正当他们随口闲聊的时候，不远处的摊贩行人突然发生了一阵骚乱。随即便是几声突如其来的呐喊，打断了他们的对话……王秋惊讶地抬眼望去。一幕更加富有时代气息的场景，顿时在街道的尽头悄然出现：

    “……还我东北！保卫河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反动派！抗议对日妥协！打倒不作为的卖国政府！”

    “……忍无可忍，勿需再忍！退无可退，岂能再退？！”

    “……前年失辽东。去年陷长城！中华虽大。岂能再步步后退？！”

    伴随着高举的条幅和小旗，还有一张张白色的纸片在天空中飘散。穿着学生装的进步青年们在街道上列成长队，向两侧行人热血沸腾地齐声呐喊着，年轻的脸蛋在秋风中涨得通红……

    不得不承认的是，北京这边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学生游行方面果然是更加的经验丰富，明显搞得要比上海有气势得多，组织领导者也更善于引导群众情绪。除了喊口号之外。还有人慷慨激昂地唱起了《抗敌歌》：“……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努力杀敌誓不饶……”

    此外，领头的几个学生干事在洒出传单的时候，也不忘进行一段简短的演讲，基本上通篇都是指责南京政府“不作为”、“媚日”、“卖国”……可惜讲得没头没尾，王秋愣是没听明白他们的游行原因是什么。

    难道还是在为东北三省的失陷而愤慨？这个……距离九一八事变，好像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年了吧！

    王秋撇了撇嘴，拽过一张粗糙的油印传单看了看，才发现这是在反对日本人的“华北自治运动”。

    ——华北自治运动，又称华北特殊化、华北分离工作。起因是自从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停止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一来，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直面日寇兵锋的冀东地区，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通州），“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尚铭因为没有对日本人言听计从，而被媚日当局免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大汉奸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开始积极提倡“华北特殊化”，企图把以工业重镇唐山为中心的冀东二十二个县，像伪满洲国一样分裂出来，由日本幕后操控。

    因此，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即收买小部分汉奸，不顾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

    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日爱国运动，对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进行揭露和斗争。然而，南京国民政府那帮那些吃洋饭，读洋书，信洋教的高等华人。早已习惯了弯着脊梁骨下跪，从来没有战胜外国人的决心，也没有要和外国人战斗的意图。更没有和外国人战斗的准备，居然声称要“以剿灭赤匪为重”，继续坚持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一再撤换爱国官员、不停地丧权辱国。步步撤退。

    而实际控制平津地区的小军阀宋哲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也是首鼠两端，既不愿意地盘缩水，又不想拼光了军队。日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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