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一艘轮船缓缓停靠在了黄浦江上的十六铺码头。与此同时，在船舷甲板的两侧。还有每一扇舷窗旁边，都挤挤挨挨地排满了脑袋，贪婪地看着黄浦江两边的上海景sè。

    在外国人眼中，上海是一个zìyóu港，是东方的巴黎，而在中国人眼中，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

    ——轮船驶进黄埔江之后。眼前的情景就为之一变，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昔rì的乡村已为工厂、仓库、码头所取代……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但也并非纯粹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魔都”。

    然而，在这些贪看沪上风光的乘客们之中，其实还夹杂着一位前“赤匪要员”的萎靡脸庞……

    ——曾洪易。江西万安人，1923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入党，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还被zhōngyāng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担任党内要职，一度跟方志敏共事。1934年。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随后以“zhōngyāng代表”的身份，跟随粟裕、寻淮洲的红军北上抗rì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等省。

    11月1rì，红军北上抗rì先遣队进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不久之后，红军北上抗rì先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rì，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此时正值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各路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曾洪易本应努力鼓舞斗志，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却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和失望，居然到处散布“野战军出动(即zhōngyāng苏区红军主力长征)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悲观论调，并私自向zhōngyāng局去电，提出将闽浙赣苏区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准备放弃这一苏区逃命。

    这样消极悲观的作态，显然是党zhōngyāng和革命群众都无法容忍的。因而在党zhōngyāng的电令之下，闽浙赣苏区省委专门召开紧急会议，对曾洪易的“动摇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严厉批判，并停止了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然后作出决议，把他贬谪下放到闽浙赣苏区的东部边沿，浙江省的江山县（戴笠的老家）担任区委书记。于是，曾洪易就垂头丧气地带着六个人和七支驳壳枪，准备到江山县建立革命据点。

    但一路辗转到任之后，原本就缺乏干劲的曾洪易，又更加沮丧地发现，江山县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强大，当地党员只有寥寥三、四人，群众基础单薄，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该如何开展。

    他带的几个游击队员，原本就对曾洪易这个窝囊领导很不服气，眼看着他经不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整天只知道唉声叹气，于是又都纷纷回到了苏区，把他一个人丢在了江山县。

    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回苏区的路又被封锁，曾洪易在江山县也实在是待不下去，只好抱着一颗沮丧的心离开江山县，一路辗转到了海边，想办法混上一艘轮船，准备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碰碰运气。

    由于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个月，信息不够灵通，无形之中恰好错过了某些有关于红军动向的新闻。

    因此，旅途疲惫的曾洪易政委刚刚抵达上海，在十六铺码头上岸，就被一个空前“喜讯”给震得不轻：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攻入苏州，上海特别市危在旦夕！”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于苏州发表反rì宣言，声称要对虹口的rì本驻军宣战！”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紧急声明，宣称万国商团有信心保卫租界安全，望居民勿要惊扰……”

    “……吴铁城市长紧急发布全市戒严令，同时向rì本在沪驻军求援！已获rì方首肯！”

    “……奇耻大辱！上海特别市邀请rì本侵略者协防上海华界！莫非蒋氏zhèngfǔ已成rì本傀儡呼？”

    ……

    于是，迎着黄浦江上吹来的凛冽寒风，听着报童们的朗声叫喊，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编行李箱子，顿时重重地砸到了地上，而嘴巴更是张大得可以塞进一只鸭蛋。

    “……居然打到了苏州，接着还要打上海？！老方，还有粟裕和寻淮洲他们，啥时候这么有能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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