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十里设一驿站，鹿泉县距离真定百余里设有两座驿站，一行人经过一的赶路在距离真定不到三十里的驿站停了下来，通常官府直接征用当地富户充当驿站的负责人，称“捉驿”制度。

    在捉驿制度下驿站的负责人称为驿将，听起来挺威风的，其实就是一名最低级的军官，也称驿吏，自然算不上有什么编制，属于徭役一种，百姓都唯恐避之不及。

    驿站建立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传递朝廷的文书和军报，来往的客商也都喜欢在此停留落脚，就是图一个安全。

    毕竟没多少商贾愿意在偏僻之处开设客栈，这和后世喜欢在主要干道上开店经商观念完全不同，就算官道上平时客流也很稀少，大多数都是往来穿梭的商贾，没事出门旅游走亲访友在唐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原本门可罗雀的驿站门口横七竖八的躺着不少南下的流民，看见甄乾车马停靠在驿站门口，颤巍巍的直起身子想靠前讨一口饭吃，立即被护卫阻拦下来。

    “甄郎，这一路上的流民为什么越来越多？”

    藤原刷雄大善心的散了一把铜钱，引起了流民的哄抢，一时间驿站门口鸡飞狗叫好不热闹。

    “宝九年关中大旱，翌年河南蝗灾，今北方大雪来的早，北方粮食歉收，可朝廷却没有减免税赋，这些人不逃难还能怎么样！”

    历史上开元、宝年间气候温暖潮湿，平均温度要高于同期一度以上，这种气候显著的结果就是容易现水旱灾害，而伴随着旱灾，蝗虫就会大量的繁殖，引连锁效应。

    蝗虫在后世人眼里属于害虫，产卵很厉害，尤其是在干旱的环境里，蝗虫繁殖、生长育更加有益，较干旱的季节里，土壤坚实含水量少，最适合他们产卵，而且干旱使得蝗虫能大量繁殖迅生长，数量集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蝗灾。

    古人相信“人感应”之，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灾害谴”，认为自然灾害的生，与现实政治的过失是有关联的，乃是上对统治者的警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这成为后世中国士大夫一以贯之的基本政治伦理。

    开元时期，张九龄任宰相前后，水、旱、地震等灾害不断。还没等他主动辞职，一位名叫王冷然的官吏已经忍不住愤然上书，要求宰相辞职：“今岁大旱，黎人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廪。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最后还声色俱厉地质问：“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

    “灾害谴”虽然虚妄，但灾生时官府应对无方，引饥荒、流民、盗贼等**而不治，则应当追究人为责任。而且，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道德色彩、令官员产生敬畏感的政治伦理，其仍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从这一点上看，在没有现代制度的约束下，灾害谴也能让很多官员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

    开元三年，山东蝗虫大起，那时候蝗虫因为和“皇”字因相近，蝗起就是皇起，当时的人不敢捕杀，甚至还烧香祈福希望蝗虫吃饱后飞升。宰相卢怀慎和皇帝都有点信这个，还是姚崇力排众议，一定坚持杀蝗虫才把蝗虫给灭了。

    翌年，山东蝗虫又起，姚崇再次下令捕杀。这次有个刺史倪若水上书这蝗虫是灾不是人为能解决的，拒绝服从中央的命令。之后，姚崇又给倪若水写了封公文，劝服他之后，才重新灭杀蝗虫。

    古人对于蝗虫的认知不多，反而有蝗神的法，遇蝗灾还要拜蝗神。又有蝗鱼互化的话，蝗是鱼卵所化，称旱涸则鱼、虾子化为蝗，故多鱼兆丰年。还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

    据官方的史料所记载，秦汉之时，蝗灾几年是平均**年就爆一次。而到了隋唐之时，差不多五年左右爆一次，到两宋时，三年半就爆一次，元代一点六年一次，明清二点八年一次。

    蝗灾迭起，受灾的地方多集中在中原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在江淮和江汉地区亦有分布，严重的时候，关中地区也会爆，甚至会遍及整个黄土高原。

    而最容易爆蝗灾的地方，还是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流域，每当大水泛滥之后，就接着会是严重的旱灾。水旱灾交替生，就会使得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和抛荒地。

    而这些地方，往往就成为了蝗灾生并猖獗的条件。

    这些都是后世人早就耳熟能详的常识，但对于这个时代的多数古人来讲，他们都搞不明白蝗虫生的原因。

    只是一味的认为蝗虫是没有规律可言的，还披上了迷信的外衣，是上的责罚和警示等等。

    “甄郎，你的意思是水旱灾害之后，都会爆蝗灾？”

    甄乾也不是生物学家，也就是知道一点皮毛，但在藤原刷雄眼里已经被当成神棍了。

    “我们先要知道蝗虫大量繁殖的机理和条件，这样就能预判出蝗灾生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应对得当的话，蝗灾也不是不能消灭的！”

    为了让藤原刷雄对自己彻底的信服，甄乾不介意给藤原刷雄上一堂科学知识普及课。

    “蝗虫的特性是畏湿喜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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