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从来没发生过，大卫又是那个留学时代吃喝不分的大卫了。他一头撞进焉识的怀抱，紧紧搂住他。在国内生活了几年，焉识对洋礼节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就晓得阁下会站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大卫说。

    大卫已经猜出反驳凌博士的文章出自谁的手。焉识装糊涂，问大卫在说什么。现在他不是怕得罪凌博士，而是怕“阵营”，怕大卫为他的阵营来抓他陆焉识这个壮丁。

    大卫把他拉到学校附近一个茶水摊子，要了一壶新龙井。

    不等焉识开口，大卫便讲起自己对焉识那篇文章的倾倒。刚下过雨，茶摊上的遮阳棚兜了一兜雨水，大卫比手画脚，碰到棚子的杆子，雨水朝着他兜头浇下。他把眼镜摘下来胡乱擦擦，嘴却是不停的。大卫的意思是，假如天下只有一个人把焉识文章的每个字读透了，欣赏了，那个人只能是他大卫·韦。

    焉识想，假如自己的虚荣心是痒处，大卫的夸奖句句都没有挠偏。焉识知道虚荣心可悲，但他没办法。人人都有虚荣心，人人都没有办法。

    大卫的嘴皮几乎要被太多的话擦燃了，但要的龙井他一口都没有碰。他顾不上。大卫留下一杯已经变色的龙井走了，是焉识答应给他再写一篇文章他才走的。他不能推拒热烈的大卫，就像那天在酒会上不能推拒温雅的凌博士。

    在学校图书馆里，焉识乘着兴致把答应大卫的文章完成了。比上一篇还要流畅俏皮，暗藏了更多的打趣。文章读下来，凌博士似乎成了个在国、共，学生、政府，中、日之间拉架的好心丑角。

    第二天他把文章寄到大卫所谓阵营内部的那家周刊。接下去的几天，焉识莫名地讨厌自己：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一个是凌博士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个是大卫·韦要他做的陆焉识。他身不由己。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焉识火急火燎地给那个杂志的编辑打了个电话，请求撤回自己的文章。编辑说太晚了，已经发排了。他说，只要没有运送到书店，就不算太晚。他让家里的司机载着他到了杂志编辑部。瘦小的编辑似乎铺的盖的都是稿纸，他告诉焉识，这期目录的广告都登出去了，撤稿子也是白撤；假如焉识一定要撤稿子，周刊就要开天窗，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么长一篇稿子填上去呢？

    焉识站在无立锥之地的编辑室，几分钟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个见不得别人为难的人。不然刚刚守寡的恩娘就被陆家打发回娘家去了。不然恩娘就不可能拿侄女变魔术，把侄女变成儿媳妇。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为了不让别人为难，常常做别人为难他的事，做别人要他做的人。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得到“随和大度”、“与世无争”的评语，甚至“大咧咧”、“心不在焉”的好意嗔怪，他是满足的。这满足似乎抵消了他因为扮出“随和大度”引起的内心紧张，这满足也似乎补偿了他那“与世无争”带来的真正失去。

    “对不起，稿子毛病太大，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焉识说。

    “清样出来你改好了！清样嘛，就是让人家改的！怎么改都行！”编辑说。

    编辑抽烟抽得头发都冒烟了。

    “大概要重新写过。”焉识说。

    “我看蛮好的，大家看了都觉着蛮好的！”

    焉识已经看到了自己文章的清样，薄薄地搁在桌子角上。

    “对不起。还是请你们不要登。再请你通知一声韦先生。”

    “假如说我们照登呢？”

    “那我就只好请律师跟你们说话了。”

    他把眼睛转开，不去看编辑为难到极点的脸。就像他面前是旺达，问他是否真的相信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焉识把清样从桌角拿起来，一边转身一边说对不起、再会，再会、对不起。编辑还不死心，要他稍微等五分钟，他要跟大卫·韦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大卫是个很能纠缠的人，焉识此刻已经站在了楼梯口，趁着编辑摇电话的时候身体重心一变，几乎连栽带跑地下了楼去。

    焉识在路上回想矮小的编辑越来越苦的脸。他奇异的记忆总是这样，在他回顾时把所有的细节都完善起来。编辑的护袖是黑色的，蹭在桌子上的一面磨得铮亮。那要一天磨十几小时才能把棉布磨出皮革的光泽。他的记忆把编辑脸色的菜黄还原得特别好，就是那张菜黄的脸在焉识冲下楼梯的刹那转了过来。辛勤和理想都落空了的菜黄脸。焉识出了编辑部就找了个叫做“卡佳”的白俄咖啡馆坐下来。他向胖胖的粉红色的卡佳要了几张纸，给大卫写了封信。信上他请大卫代他安慰那个编辑，并诚恳地为自己道歉。他在信里说，凌博士的劝学只是书呆子的天真可笑，但自己的文章一旦出来，凌博士很可能给看成大节丧失，而这不是他陆焉识的本意。

    焉识是用英文写这封信的，为了使他和大卫之间的沟通更加贴心和私密。过了几天，那个周刊出版了，他的稿子没有刊登，但他的信却被刊登出来。登出来的不是英文原稿，是中文译稿。许多词在一个英文上下文里是中性的，翻译之后就是贬义的，或褒义的，而且该充分解释的地方一笔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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