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在西宁自首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他预料的那么洒脱。人再洒脱都会在最后一刻做孬种。当人民警察们朝着他上来时，手枪、手铐刹那间就绪，他差不多后悔了。

    就像从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被关押的时候，半地牢里腐烂的稻草和腐烂的生命的气味，长着青黑毛发的地砖，出着冷汗的墙壁，都使他后悔不迭。他满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过来的闲事。他满可以跟韩念痕多过两年没有名分却十分甜腻的生活。

    一个礼拜以后，人民警察们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处置决议，只把他往一辆警车上拉，他发现自己一点种都没有，身体跟梁葫芦一模一样地向后赖，脚先上了车，脊梁还想在车外多待哪怕一秒钟。他想这次不会再有误会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场。梁葫芦就是那样被押上刑场的。他背对着警车的门，双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他的眼睛的余光里，一边一双人民警察的脚，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这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的警车地板上，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把梁葫芦当时的脸孔回映给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张脸，从额头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余的地方还是污垢和日晒造成的乌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梁葫芦的眼睛最后一定是谁也不认识的，老几跟着他后面，想来个草草的送行，但梁葫芦看不见他，他眼睛已经死了。

    警车向前颠簸着，把又成了老几的他往最终的下场载去。

    我祖父的膝盖骨磕碰在警车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样。他是习惯这种疼痛的，继续在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看自己的记忆播映梁葫芦的下场，因为那是他最新的参照。梁葫芦被枪毙之前，监狱的领导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应征。因为梁葫芦即将被处死，公社反而照顾了他弟弟一个招兵名额，并替他改大两岁。弟弟来了后，被安排住在家属区的一间客房里，说好只待两天就回东北继续新兵训练。梁葫芦这时还在做好汉，对邓指说，有啥见的？老子还不是为了给他们争一个白面馍丢老命的？邓指知道梁葫芦比较听老几的话，把正在播种土豆的老几从田里叫回来，说：“老陆啊，组织上给买一张火车票让葫芦弟弟来跟他告个别，都两天了他就是不肯见面。你说说他去吧。”

    老几两手的泥巴进了那个单间号子。这间号子一多半在地下，没有窗子，只有个出气孔。一般是惹了大祸的犯人给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骂人叫喊都尽管叫，反正谁也听不见。即将处决的梁葫芦一动手脚都叮当响，给他上了最沉的脚镣手铐。老几于是便对着那叮当响的方位说起话来。他没有结巴。一个将死的男孩子配见识一个口才卓越的老几。对着完全看不见的梁葫芦，他说假如他是葫芦的话，绝不会错过跟亲人见面的最后机会。葫芦一声不吭，唯一的响动来自他的镣铐，或者屁股下的芨芨草。过了一会儿，老几又说，谁都为他可惜，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老几还说，梁葫芦这三年对他的好，值得他老几在剩下不长的余生里怀念。

    又过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几分钟，葫芦说：“狗日的老几，你他奶奶的不结巴呀？”

    老几不置可否。反正梁葫芦就是顾得上揭发他，也来不及了。老几接下去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苦口婆心：葫芦弟弟在东北当兵，路上走那么多天，要他老几是梁葫芦，就冲这一点也会去见一面的。

    “那你个老狗日的，你是假装的结巴？装了这么多年？”梁葫芦的口气几乎是崇拜的。“你为啥要装结巴？”

    ……

    “为啥？”

    “结巴好，嘴慢了，脑子就快了。”

    老几想，梁葫芦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的生命所剩的钟点全加起来，已经不到三位数了。

    老几钻出那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号子的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邓指在操场上等着，问老几谈的成效如何。老几摇摇头。邓指对老几摆摆手，让他掉头回去，问问梁葫芦，他弟弟明天一早走了，不见的话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或者遗物。老几只好再钻回去。临终遗言被老几说成“给你刚当兵的弟弟两句祝福吧”。至于遗物，老几尚未开口，梁葫芦就在芨芨草褥子上打点起来，铁镣响成一片。然后他和老几摸索着交接了东西，老几接过东西，抓住葫芦被冻疮疤痕弄变形的手，他把这只手用力握了握。

    梁葫芦给他弟弟和妹妹们留下的是三套棉衣棉裤，已经破旧，是他在监狱两礼拜一次的交易市场以物易物换来的。他的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个馒头或者一碗小米饭换一个帽子或一双袜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来，换成一件单外衣，再把单外衣搭上一支钢笔或一双旧球鞋换成棉衣。就这样一截一截地交换，最后给所有弟妹们都换上了棉衣棉裤。他在棉衣棉裤里包了他用沙柳树枝削的弹弓，那是给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头磨了个烟斗，说是给大队老支书的，支书照顾了他的弟妹。他还给他妹妹换了一对紫红色的毛线手套。准备这些东西用了他半年时间，现在终于都准备齐了。他唯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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