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情侣”，所有温柔、乐子都是来自它。他叫来了看守，说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发。看守问他什么大案，他说看守不够级别。看守害怕耽误了国家办大案，连夜叫来侦讯科长。梁葫芦问侦讯科长，假如他揭发了大案，会不会得到减刑的奖励。侦讯科长说当然。谁担保？我担保。你拿啥担保？我拿啥都能担保。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侦讯科长烦了，说：“啰嗦个啥呢？没啥揭发明天公审大会见吧！”梁葫芦这才事关重大地告诉了侦讯科长，七大队六中队的那个姓陆的大反革命是假装的结巴；看看，那老家伙隐藏得多严密啊，这么多年都没暴露。第二天一早，梁葫芦还是跟侦讯科长在公审大会上见了。梁葫芦太失望了，问科长的担保咋跟放了个屁似的，屁还臭一阵呢！

    老几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枪口对准梁葫芦白白无毛的后脑勺时，他会不会觉得特别上当，觉得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几检举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脑勺最终还是成了射击的靶心。老几完全能理解梁葫芦的揭发。十八岁一条命快没了，什么都拉扯来保命，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他揭发了老几，把老几的麻烦招来了，可命也没保住，这就让老几替他黯然神伤了。老几在入狱的头几年就明白什么都可能给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结巴筑起一圈隐形城堡，谁也别想让他打开城堡的大门。梁葫芦刚来的时候十六岁，把老几孝敬成了自己大爷，老几城堡的墙被他打出一个洞，现在是堵这个洞的时候了。他知道邓指接下去会紧密观察他，会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队员监视他，所以他既不多话也不少话，用尽力气地保持轻松。心理学他是懂一点的，人在内心压力大的时候往往话多或吃得多，说话和咀嚼都是减压的。因此他按照自己准确的记忆，沿顺他一贯的语言习惯。大概在三个月以后，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邓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几形象。因为他再次找老几到他家去帮着修理那只欧米茄。

    此刻在警车上跪着的老几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说：老家伙够呛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对老膝盖这样跪一路的确够呛。所以他们共同决定让老家伙坐下来，就地坐在车子的地板上。其实对老几来说，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疼痛早变成了麻木。他坐了半小时膝盖的疼痛才追上来，等膝盖的疼痛减缓，屁股的疼痛开始了。

    警车是午饭后不久到达劳改农场场部的。两个警察和保卫科长以及两个保卫干事把老几作为重大差事接过来。交接手续在保卫科办公室办理，老几给关在保卫科隔壁的一间空屋里，屋子的功用就是暂时禁闭或拘留犯人。他能听见隔壁嗡嗡嗡的说话声。老几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嗡嗡嗡地决定。或者说部分地决定。因为根据他逃跑的恶劣性质，他的命运应该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决定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几听见隔壁嗡嗡嗡的声音静下去，保卫科长和干事们跟两个西宁警察走出了办公室。走廊上，大家一边告别一边谦虚，强调自己的不是。保卫科长说他们警惕性不强，管理干部的素质训练松懈，造成老家伙的逃亡。警察们说他们警惕性也不强，老家伙混进市里都没有及时抓获他。说着他们就走到了关押老几的这个屋子。警察们打开了老几的手铐，换上了场部的手铐。警察的手铐式样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紧，越挣扎越吃苦头。场部的手铐比较粗笨，看起来恐怖，戴上去轻松。老几刚刚这样想着，保卫干事们把他的双手背到背后，手铐在背后上了锁。没有脚镣，他们用一根绳子把老几的一双脚拴起来。绳子太长，于是就顺便把小腿也缠进去，结子打在小腿肚和膝盖下的凹槽里。这是最有利于打结的地方。

    老几和其他犯人一样，不怕铁铐，怕纸铐。他有过一次戴纸铐的经验，它和他后来坚持结巴有很大关系。戴纸铐也是他嘴巴不够老实造成的。那时候他和其他几万囚犯刚刚被车皮装运到大草漠上，相互对别人的事还有兴趣，打听同伴的罪状或者刑期是日常话题。老几那时还不叫老几，犯人们对他还比较尊重，叫他××号。事情是这样出的：一群犯人被派去打桩子钉帐篷，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大主教。老几说主教怎么也进来了？一个犯人说，因为是反革命主教。什么是反革命主教？就像反革命博士、反革命教授。可是宗教不一样啊，不是说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吗？当晚一个干部来到老几的帐篷，给他戴上了纸铐。同帐篷的犯人一声不吭地看着上铐的过程，等干部走了一个犯人说，犯啥大事了？咋罚这么重呢？纸铐不过是两段纸条，用糨糊粘在一起，毫无分量，但戴了一会儿就让人想念起铁铐来。铁铐给人的自由度比纸铐大多了。干部上纸铐的时候，还伴随一句话：不准弄破了它，弄破了等着瞧！这句话的恐怖在于不知等着瞧瞧的是什么。那个未知的后果在等着你，对犯人来说，未知就是恐怖。那一夜老几一点都没敢动，纸头发出一点窸窣声他就从浅盹里惊醒。被子被睡在他旁边的狱友裹走，越来越多地裹在他的身上，他试着把它往回拽，但纸铐却出现了好几道裂纹。他想到干部说的“等着瞧”，便忍住恶心，将大半身体塞进扯他被子的狱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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