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心。那之后一个阶段，她对母亲非常温柔体贴。她的小心翼翼让她和母亲陌生起来，因此她便更加小心翼翼。几个月后，她在里弄的墙上发现了一张油印的调房启示：某人愿意以一套两卧室的房子调换两间分开的房间，有没有客厅都无所谓，亭子间也行。下面留的电话是一个陌生号码，这个想调房子的人显然是甘愿吃亏的。启示是印在那种桃红色、菲薄的劣等纸张上，似乎“针灸治疗痔疮”，“最新脚气灵批发”，或者“大米换山芋干”的启示都是印在这种纸张上。丹珏去上班，看见公共汽车站也贴了好几张同样的桃红调房启示。汽车站人山人海，丹珏决定走一站路到终点站去乘车。一路步行过去，每一根电线杆上都贴了一张桃红调房启示。此人一定是急疯了要结婚，把自己跟家人分开，宁可去住亭子间。

    丹珏在实验室突然想到母亲那天说的话：“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不得了，无数桃红调房启示后面，那个急疯了要调房结婚的人可能就是冯婉喻！

    她给哥哥子烨打了电话，把调房启示的事情告诉了他。子烨看得比妹妹严重：一旦母亲独立门户，给她和陆焉识做主的就是婚姻法，恋爱不分早晚，婚姻自主不分老少，晚辈们就再也干涉不了他们。政治运动一来，说不定人民和政府发现放错了人，再来一场大逮捕把他捉回去，一切都会从头走一遍，陆焉识就成了个法律上的父亲来毁坏他儿女们、孙儿女们的生活。冯子烨自己可是个好父亲，他大半辈子保持平庸，争取不拔尖不卓越，同时掌握防人和攻击人的能力；他从不愿给孩子们做个才智学识过人的父亲，而是给他们做一个世俗的大众化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父亲安全，容易让大众认同，他给予儿女们的父爱也才安全，源源不断，不会被某个政治运动截断或剥夺。

    丹珏说，母亲想跟父亲结婚，谁也不该拦，谁也拦不住。母亲有为人妻的愿望，她也有这份权利。子烨让妹妹别急，容他想想，多难的事情他这辈子都碰到过，没有他想不出对策的。

    在家里，婉喻一如既往地去居委会开会，到各个里弄宣传文件，动员学习。她唯一的变化是比过去更加安静。她的安静中添出一种满足，就是那种“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的满足。桃红色的启示被雨水冲掉了艳丽，但马上就有新的贴上来。连丹珏大学门口，也出现了同样的桃红纸张。一个急于给自己搭窝，筑洞房的人才会这样干啊。丹珏多次想问婉喻，调房子的启示是你贴出去的吗？但是话到嘴边她又觉得不可能。婉喻像干那种事的人吗？差点把全上海都贴成桃红的了！

    有一次丹珏乘着学校的车（她现在已有偶然坐坐学校的旧伏尔加的特权了）去另一所大学讲课，突然看见婉喻急匆匆地走在人行道上，脚上穿的是一双粉红色的绒布拖鞋。这双拖鞋是她专门为孙女准备的，虽然孙女长大后很少来看她，一个学期不过来一两次，做祖母的却一厢情愿地为孙女准备了高档拖鞋和睡衣，还有一套新被褥和洗漱用具。丹珏赶紧让司机靠路边停车。她追上婉喻时，婉喻正站在红绿灯路口东张西望，似乎四个方向都是错的。

    丹珏叫了一声便上去一把拉住母亲。婉喻回过头，虽然只是半秒钟的惶惑，丹珏还是看出来了。

    “姆妈，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女儿问道。她把不经意相遇的表情做得很真。

    “是你啊……？”婉喻说。

    所以最开始那半秒钟的惶惑不是丹珏的错觉，确实是母亲在辨认女儿。

    “你去哪里，我让车子送送。”丹珏看见那辆伏尔加已经开过来了，走走停停，等待丹珏的指示。

    婉喻脑子里起风了似的，所有念头想法都被刮得一片弥漫。她要去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这一点是没错的。所以她胸有成竹、目标坚定地对女儿笑了笑：忙你的去吧。

    丹珏不想指出她脚上的粉红绒布拖鞋。这双嗲溜溜的小妹妹拖鞋在那双干缩了的解放脚上嫌大，婉喻穿着卡布龙袜子的脚趾从拖鞋前面露出来，大脚趾触到了1978年春天的上海的地面――那时还没有禁止随地吐痰的上海地面。丹珏不容分说地架着母亲的胳膊，把她拉到伏尔加旁边。司机已经跳下车，拉开了后座的门。丹珏也不管她的演讲是否会迟到，一切都不要紧了。她的手一直留在母亲的胳膊上，让司机把车往自己家开。母亲一直在和她客气：“用不着送我的，我慢慢走好了。”她灰白的鬓角对着丹珏，像孩子一样新奇的眼睛看着车窗外：上海从这个窗口里看出去是个陌生城市，一个美丽的陌生世界。

    就在这时，她看见婉喻皮包的拉链是打开的，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信是寄往青海的。原来婉喻是要去邮局寄这封信。

    “姆妈你的皮夹子呢？”

    婉喻回过头，看着丹珏两手撑开的空皮包。

    “你没有带皮夹子出门？”

    婉喻的目光慢慢在空空的皮包里移动。看到那封信，一个猛醒来了，睫毛和单薄的肩膀都抖了一下。

    于是我的小嬢孃断定，她的母亲心里熬着巨大的痛苦。熬成什么样子了？心智都要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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