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母不仅有了一双解放脚，也有了一具从衣服和羞耻观中解放出来的肉体。天气渐渐凉了，她宁可受凉也不让肉体再受奴役，谁也说服不了她穿上衣服，只有我祖父可以边哄边给她披上一条毛巾毯。中秋那天的夜里，我祖父从沉睡中醒来，窗外的月亮很圆很大，卧室里都是月光。台灯也开着。台灯上面，是婉喻的脸。婉喻已经这样看了他一阵了。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居然睡得那么沉。失眠多年的陆焉识居然恢复了酣畅的睡眠，就在台灯和妻子目光的照耀下恢复的。婉喻这么长久地看他，即便他是个生人，也被看熟了。婉喻是否看出来，他就是五十多年前被越洋轮船载回、三十年前被一副手铐带走的焉识，他无法得知。西方的月圆之夜是神秘的，许多不可思议的鬼怪现象都发生在月亮圆满的那一时分。他躺在她身边，头向她的腰胯之间靠拢，拉起她的手。这手又是柔顺的了。再抬起头来看婉喻，她已经不再看他，也许她得出了结论，得出他究竟是谁的结论。现在她的脸朝着天窗泻入的月光。看着她的样子，你深信她在思考。也许是回忆。绝不会是一张白板子的内心。

    我祖母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想到了1958年10月1日，探监的时候，焉识告诉她，所有犯人很快要转监，但谁也不知道将来的监狱在什么地方。她在离监狱十多里的镇上给她学校的校长打了个电话，请他批准她两个星期的假期。当时婉喻是代课老师，一星期上四节英文课。除了学校的课，她还给区少年宫上两节书法课。少年宫的钢琴老师曾经是个少奶奶，英文非常好，教钢琴是为了解闷。少奶奶和婉喻平时很要好，所以婉喻跟校长担保，她的英文课会有人代上。婉喻又打了电话去求那个少奶奶，把实情告诉了她，少奶奶心软，并且自认为跟婉喻同病相怜，都是这个社会上的失意女人，便答应替婉喻代课。第三个电话，婉喻是打给小女儿丹珏的。她要丹珏来见见父亲，因为三个孩子里，父亲心里只有丹珏。但是丹珏没有按他们约定的时间到达。

    婉喻那时候才醒悟，孩子们已经不再相信母亲了。母亲讲述的他们的父亲，跟人民政府定义的那个无期囚徒是两回事。只可能有一方在撒谎，他们不认为撒谎的是人民政府。那是一个惨痛的醒悟。她不怪孩子们。正如孩子们也不怪她。但孩子们对她的迁就只能到此。正如她也只能谅解他们，相信政府总不是坏事。她下榻的旅馆离火车站只有三百米，在监狱和车站的必经之路上。上千个犯人被押解到火车站，不可能不惊动她。万一犯人们不乘火车呢？或者万一他们绕开大路，去很远的地方乘火车呢？这类“万一”从来没有进入过婉喻的脑子。什么都可能发生，她的最后送行很可能失败，那又怎么样？对于我可怜的祖母，在那个时候，有百分之一的胜算可能性就够了。她还有更侥幸的念头：也许能从那列火车的行驶方向发现新监狱的地点，然后那种大墙内、大墙外的夫妻生活就续上了。婉喻和焉识从结婚开始，就总有什么隔在他们之间，太平洋、恩娘、战争……因此隔一堵监狱大墙她也习惯了。

    焉识和其他犯人转监的准确时间，婉喻是无意得知的。镇上来了一个卡车车队，其中一个司机在镇上买烟，说车上拉的都是罗松面包，是给监狱拉的。镇子上很多人家靠监狱吃饭，养猪养鸡压挂面磨豆腐生豆芽都是卖给监狱的。人们好生奇怪：突然就来了这些外地面包跟他们抢生意。婉喻听到这段对话之后推断：面包一定是犯人们的旅途食品。

    那几天一直下小雨。小雨粉粉细，没有方向地下，无论你把伞撑向哪边，衣服和裤子都会被打湿。她向旅店借了一件蓑衣，从上午就在火车站附近等待。一直等到入夜，一辆闷罐火车开过来，只在站上慢了一下，便又加速朝站外开去。

    犯人的队伍过来的时候，她站在一堆摞起来的水泥管道后面。从一个个圆形的管道看出去，焉识走在犯人队伍的中间，别人迈两步，他的长腿迈一步，因此他总是显得有点懒。焉识走过去了，她无法跟随，现在看见的是他的背影了。他那三十年前就让她疼爱的卷发剃光了，只在脑后留了一撮。一撮毛使焉识和其他犯人终于有了个大致统一的后脑勺。火车扑哧扑哧地排气，夹在哨音和呵斥声里。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犯人们是这样被呵斥的。她的眼泪涌上来。焉识竟然是这样被呵斥，农夫呵斥驾车的驴也比这温情得多……此时她慌了：她的视线丢掉了焉识，主要怪她自己，那一声声的呵斥让她哭起来，没有声息地大哭，哭丢了焉识。

    她顾不得什么掩体了，从那些水泥管道里出来，把脖子拉到最长，朝马灯中晃动的一堆堆人影张望。这时一个人叫喊：“老陆！……”叫的人瘦长微驼，从一节车皮跑到另一节车皮，再跑回来。呵斥驴的嗓门又出来：“张粹生，乱跑什么乱跑？！上车！……”叫张粹生的瘦子很快安静了。而婉喻却看到了焉识。焉识也许是听到张粹生叫喊跑到车门口的。她赶紧站到路灯杆子下，这样焉识就容易看见她。她听见焉识也被恶狠狠地呵斥一句，回到了车内。没法知道他是否看见了自己。晃动的马灯在车厢的一扇小铁窗上一晃，小窗只有一本笔记本的尺寸。她向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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