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子，丈夫对她也好。

    “饿死了！饿死了！”大姐象带股气似地叫，翻锅碗，打开碗柜，发现两个肉包，一手一个，吃将起来。“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么妹，”大姐突然改了称呼。“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象最校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象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么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阴历。”

    “不管阴历阳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象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象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象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咪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恶运全消，不会象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的我两根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么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么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么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

    4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的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撤娇。1969年毛主席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她是全国第一拔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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