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想抓紧时间最后再捞上一票，借助自己把守城‘门’的便利，从出城者的身上多搞点好处费，作为日后跑路的盘缠罢了。

    于是，京中官绅的逃亡风‘潮’，至此愈演愈烈，再也无法遏制。

    哪怕是在十二月二日，数艘西洋战舰驶入下关江面，并且炮击沿江各码头，阻断了通往江北的水路‘交’通之后，众人也只是改变了一下行程，向西逃往皖南各府县而已。

    在这种人人策划着卷铺盖跑路的情况之下，大金朝廷迅速走向了分崩离析的末路。

    十二月一日，康德皇帝召集群臣上朝议论战事，结果只来了一半的官员。次日再次举行大朝会，更是只来了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到了十二月三日，除了一干无处可逃的满洲亲贵之外，朝堂上已经是连一个汉臣都不见踪影，甚至就连宫中的太监‘侍’‘女’，也是在以‘肉’眼可以分辨的速度，迅速地减少和消失……

    由于官员逃走太多，从昨日开始，朝廷六部就已经完全瘫痪——因为六部尚书全都不见了踪影，‘侍’郎、主簿同样是缺员大半，就算是那些想要看看风‘色’，暂时还没出逃的家伙，也都缩在家中告病不肯上班。同时积极打点行李，预备车马，只等着敌踪在京郊出现，就要举家上路开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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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些外地籍贯的汉族官员，固然可以像船只沉没前夕的老鼠一样，眼看着朝廷倾覆在即，就火速从京城卷铺盖走人。可聚居在城中的五十万八旗子弟、王公贵戚，此时却是已经无处可去——辽东的故乡早已沦陷，外地各省也都先后发动**，扯下了飘扬三百年的黄龙旗，又还有哪里可供他们躲避战祸？

    不管是哪一路**党，对待满洲八旗的态度都是差不多的——不是格杀勿论，就是流放驱逐

    其中一部分有远见卓识的八旗贵人，之前已经在外地置办了庄园别业，此时固然可以改名换姓，带着全家老小悄悄逃出京城这个大漩涡，到外地隐居避祸。还有一些穷得叮当响的底层旗丁，对于出京逃亡倒也感觉无所谓——反正不管逃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当佃户、做长工、扛大包，干力气活，只要改一个汉族名字，日常举止再稍微留神一点，别漏出口风，又有谁能知道自己是满人还是汉人？

    但那些既没做过长远打算，又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的八旗贵戚，这时候可就坐蜡了——若是不走吧，留在京中显然是前景不妙；可要是出逃吧，又没个合适的目的地……似乎不管哪儿都在闹**啊

    更何况，家里多少年积攒下来的店铺田庄什么的，都在南京城内外，没了这些能生财的产业，一家老小往后只怕是要喝西北风。还有府邸内窖藏着的金银财宝，一时间也没地方可供搬出去安置。万一被土匪流寇之类的强人给劫了去，岂不是更加遭殃？

    眼看着出城逃命既艰苦又危险，留在京城又担心**党清算，很多八旗贵戚一时间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时日无多，索‘性’抓紧时间尽量享乐——破罐子破摔之下，他们纷纷拿出了自己全部的家当和积蓄，在青楼ji院里一掷千金、纵酒狂饮，甚至彻夜开起了无遮大会，过起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糜烂生活，一心只想着最后再享受几天，也不枉在这世上走过一遭。

    当然，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血‘性’之辈，在八旗子弟当中也并非完全没有。

    例如，原本跟庆王魂在一块儿的几个年轻满洲皇族，在强敌兵临城下之际，就咋咋呼呼地拉起一帮在京闲散旗人，自号“宗社救国军”，扯起了几面大旗招摇过市，声称要跟敌人决一死战。

    怎奈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这帮人在凑够了人头之后，便要将自己武装起来，谁知兴冲冲地打开户部和兵部的府库一看，居然到处都空空‘荡’‘荡’，既无刀枪，又无饷银，更缺粮草，除了厚厚的灰尘之外，就再无他物……面对着此情此景，莫非要他们拿着一堆擀面杖和菜刀，去跟**党还有洋人拼命？

    于是，这帮年轻的小‘毛’头们，在热血沸腾地鼓噪了一番之后，也只得各自回家借酒浇愁去了。

    对于康德皇帝而言，眼下唯一还值得庆幸的是，西洋人和**党的庞大联军，在轻易取得了镇江之战的压倒‘性’胜利之后，居然没有立即向京城进军，而是派遣小股兵马，一点点地扫清外围府县，从各个方向对南京构成合围，并且行动速度相当迟缓，至今还没有攻占京口，切断南京的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

    在这种情况之下，本来已经万念俱灰的康德皇帝，发现自己似乎又获得了一点喘息之机……

    但是再回头看看，依着朝廷眼下这种内外‘交’困、人心溃散的局面，就算敌人放慢了进攻的脚步，京城恐怕也绝对没办法守得住，顶多不过是早死几天或者晚死几天的差别罢了。

    ——大势已去，回天乏术

    当一个王朝走到穷途末路之时，就是如此的悲哀、惨淡而又凄凉。

    因此，当庆王完颜那桐风一路尘仆仆地逃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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