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军防备严密，始终没能收复宜昌。军事委员会见宜昌始终不能收复，便决定改攻为守，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与日军相持。

    一九四三年二月，陈诚调兼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前往云南楚雄就职，所留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职暂由孙连仲代理。由于孙氏出身西北军，而六战区部队多为中央嫡系，所以战区内的一切事务，孙皆委托郭忏处理。同年五月鄂西会战爆发前，孙连仲曾召集幕僚商讨保卫重心的问题。其中有人主张要保卫长江以南的洞庭区谷仓，而郭忏则主张防守长江上游据点。郭的主张在得到了紧急返回六战区指挥作战的陈诚支持后，便根据敌情制订了“凭借长江、山地等有利地形和依托坚固的既设工事阵地实施守势作战”的作战方针，有效的击退了进攻的日军，尤其是第十一师成功坚守石牌要塞，是会战取胜的关键一战。

    五月三十一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下令作战部队陆续后撤。这一情况被六战区长官部及时掌握，郭忏又立即部署了追击作战的任务分配，并于六月一日拂晓起发动全线追击。日军疲惫不堪，且根据以往经验认为中国军队战力不济追击迟缓，不会给自己造成重大损失。未料国军此次行动迅速，给日军一个措手不及，结果负责断后的第十三师团一零四联队第二大队被包围于磨市，第十三师团六十五联队和第三十九师团二三三联队被包围于宜都。第十一军司令部急忙命令第十三师团主力以及独立第事情旅团回援，中日两国军队再次发生激战，一直持续到六月九日日军再次组织撤退。鄂西会战结束后，参战官兵皆获勋赏，其中郭忏被晋授二等宝鼎勋章，并正式恢复中将官位、实任战区参谋长之职。

    一九四三年九月，第六战区当面之日军再次频繁活动，郭忏同孙连仲皆判断日军有可能会发动进攻，于是根据国军在鄂西会战的取胜经验，制订了“一线兵团利用有利地形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最后吸引日军于澧水、沅江之间，待增援部队到达后，依常德守军之抑留与外线兵团协同，向心攻击，将日军压迫于洞庭湖畔而歼灭”的作战方针。郭忏寄希望于常德守军第五十七师能再显第十一师坚守石牌要塞的战绩，聚歼进攻的日军。

    十一月二日，日军集中五个师团的兵力发起进攻，次日凌晨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此后国军各部依照战区制订的作战计划逐次抵抗后撤。十一月二十三日，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兵临常德城下，并发起进攻。守军第五十七师经过十二天的顽强奋战，全师八千余人在战至不到百人的情况下才突围而出，最大限度的尽到了固守常德，吸引、抑留日军的责任。十二月十一日，日军开始后撤，郭忏立即建议孙连仲发起追击。但当日军开始撤退时，华中派遣军又在两天后改变主意决定再取常德，于是命令第十一军停止撤退，依靠澧水沿线布防准备再次组织进攻。此时国军也追击至澧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追击部队皆无较大进展，郭忏便建议停止进攻，双方呈对峙态势。十九日，日军第十一军再次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于是在二十二日以第十三师团断后继续撤退。国军再次实施追击作战，至二十五日将会战开始后丢失的城镇全数收复，恢复了战前态势。战后，郭忏因在会战期间出谋划策有功，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是为该勋章的第一百一十三位获得者。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陈诚正式辞去战区长官一职，以孙连仲接任司令长官，郭忏升任副司令长官，仍兼参谋长。从这时起，第六战区辖境内再未同日军有过大规模作战。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郭忏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六月二十六日，孙连仲调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遗缺由孙蔚如接任，郭忏虽然仍任原职，但孙氏之升任战区长官实为中央解除其兵权所给之虚职，第六战区的军务已由郭忏正式接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郭忏命第十集团军为先头部队进驻武汉。

    九月十八日，华中地区的受降仪式在汉口市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战区长官孙蔚如端坐堂内正中，战区副长官郭忏、湖北省主席王东原、省党部主委邵华、汉口市长徐会之等党政军代表八十八人分坐两旁。随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等高级军官在国军士兵的押送下乘汽车至会场门前，下车摘下佩刀，并脱帽低头进入受降堂，将降书递交于孙蔚如，在签字后低头退出，受降仪式至此结束。九月十九日，郭忏奉命兼任武汉警备总司令（副总司令彭善，参谋长吴光朝），其警备区域为蒲圻、咸宁贺胜桥，沿梁子湖南岸、东岸和炭门湖南岸，再经鄂城、黄冈、团风镇、下店、黄陂、孝感、汉川、新滩口、嘉鱼、蒲圻的广大区域，警备部队则由第十八军（军长胡琏）来担负。郭忏到职后即着手将伪军集中缴械，下级官佐发给旅费遣散，士兵择优补充部队，高级军官则给予优待，如伪第十四军军长邹平凡送军官总队学习，部分高官如伪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第十二军军长李宝琏则逮捕法办。同年十月十日，郭忏获颁胜利勋章。十二月二十日又获颁忠勤勋章。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郭忏调任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副主任兼参谋长。期间曾与新四军李先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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