嗲成这样。杨麦随她去摆弄，手还拿着钢笔。

    “你一个月都没碰过人家了。”小顾蜜一样淌在他身上。

    杨麦这回有反应了，他忽然抽出身，看了她一眼。这一眼让小顾一向糊里糊涂的脑袋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大词：尊严、平等、屈辱，等等。她不知哪一个词用到杨麦和她此刻状态最合适，似乎又都不太合适。她原以为这一类大词只属于书和话剧，永远不会和她的生活有关，从杨麦眼里，她意识到，她的生活也许从来没离开过这些大词。

    杨麦和小顾的冷战结束在一九六九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杨麦一早出去解手，小便池站的一排人全躲着他。他心里已明白了七八分，却仍想证实一下。他走到凹字楼的走廊上，拉住雕花栏杆向外探身，便看见了大门内的大字报，上面他的名字写得有斗大，但他却看不清给他的一长串罪名是什么。

    一回到家他对正在梳头的小顾说：“小顾，你今天还要上班啊？”

    小顾心里轰地一响，眼睛全花了。但她拼命忍住泪，装得像昨夜还跟他枕边话不断似的，耍着俏呛他一句：“不上班做什么？在家里碍人家的事啊？”

    “不要上班了。”

    她这才看见他脸色灰冷。她赶紧上去，用自己额贴贴他的额，然后转身去找阿司匹林。杨麦一生病就会叫小顾请假。杨麦却叫小顾别忙了，坐下来。他像对一个孩子那样，拉着小顾的手，告诉她从今天早上起，他就是个坏蛋了，做坏蛋的老婆是很难的，小顾还年轻，一定要努力去学着做。

    小顾发现杨麦的手完全死了，又冷又干，指甲灰白。他竟比她害怕，竟比她受的惊吓要大，应该是她来保护他的。小顾不在乎地笑笑，说洗脸吧，洗了脸我去买水煎包子给你吃。

    两天后，一群人半夜跑来，打错好几家门，说是来逮捕“现行反革命”杨麦的。七八支手电光柱下，杨麦哆嗦得连皮带都系不上了。小顾替他拴好裤子，在他给押走前，又塞给他一个小包袱，说里面有两套单衣，一件毛衣。毛衣是她赶织的。杨麦很吃惊，小顾不露痕迹地把一切准备好了。

    杨麦走了半年，小顾没有打听到他任何消息。第二年开春，来了个讲侉话的男人，说是杨麦的难友。他带了一封杨麦写给小顾的信，告诉她他要做胃溃疡手术，让小顾设法弄些奶粉捎给他。

    小顾按杨麦难友的指点，把奶粉带到一个军代表家里。小顾从另一包里，取出两瓶贡酒。市面上连山芋干酒都要凭票供应，贡酒几年前就绝了迹。军代表却笑嘻嘻地把酒原路推到桌子对过，说他从不沾酒。小顾说对呀，喝酒的男人我最讨厌。她把酒收回来，换成一条红牡丹香烟。军代表立刻又笑嘻嘻了，说烟他也是不碰的。小顾说，“哎哟，天下有这么好的男人啊，你夫人有福死了！”一面说着，烟已变成太妃糖。小顾这回嘴嘟起来了，说：“我们这样的人，送的糖哪是糖啊，是糖衣炮弹！”军代表这才脸一红，说，“那就多谢了。”

    小顾看看这位三四十岁的团级干部还会脸红，不知怎么心里有点柔柔的。她把自己在百货大楼的电话告诉了军代表，请他一定把杨麦手术的情况及时告诉她。她这天穿一件枣红色棉袄罩衫，稍稍收了腰，脖子上套一个黑色羊毛领圈，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军代表心里一阵温情的惋惜，这么年轻好看，偏偏是反革命家眷。

    军代表果然给小顾打了电话。他说杨麦手术做得不错，在监狱医院养着。小顾赶紧又买了两袋光明奶粉，送到军代表办公室。这回的谢礼是两磅毛线。

    军代表看着她的眼睛说：“这个你拿回去。”

    “嫌轻？”她眼睛斜着他。

    “我们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目光哆嗦起来，小小的眼睛因为这目光变得好看许多。

    小顾嘴一嘟：“噢哟，黄代表还把我当一个普通‘群众’啊？我以为自己跟你早就是朋友了。”她摔摔打打地把毛线一支一支往包里塞。

    军代表脸红得像个童子鸡，站起身隔着办公桌就伸手来拉她的手。

    拉得小顾嘴唇一掀，就那样半张半闭地翘在那里。小顾从形象到作派都讨军代表这类男人喜欢，轻佻得正到好处，也是恰如其分的有那么一点贱。加上那村姑气的美丽，军代表觉得自己劫数到了。虽心里叫她“小妖精小讨债”，他脸是庄重的，甚至称得上神圣。

    姓黄的军代表从小顾身上懂得，女人有这么好的滋味。不必碰他，只看她歪个下巴扭个肩，白你一眼黑你一眼，嘴一嘟嘴一撇，对于在性经验亏空了几十年的黄代表，都是大大滋补。

    凹字形楼上的人开始注意来找小顾的中年军官。小顾逢人便说你看巧不巧，我表哥给派到省军管会来了。人们想难怪杨麦给减刑，一般“现行反革命”赶得巧一点就给毙了。杨麦的刑从无期减到有期，又减成六年监督劳改。

    假如不是一帮孩子在四楼顶瞥到了一眼，凹字形楼里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小顾和黄代表的真实关系。

    一个闷热的夏天夜晚，七八个女孩爬上了楼顶平台的栏杆，在一米半宽的水泥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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