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误会了我犹豫的原因，说：“我知道你们念书人不吃偷来的东西。你不知道，我跟你实说了吧：我一来这达儿，就在两边荒地上种了一大片豆子。

    熊！这达儿荒地多得很。到秋上，我足足收了三四百斤哩。这事儿谢胡子知道，可他没跟场部说。这熊，还是个好人！所以我服他。”他们总是把我看得很高尚——“不吃偷来的东西”——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我想起我怎么骗老乡的黄萝卜，怎么去搞伙房的稗子面，怎么去蹭马缨花的白食……我情愿去骗，去蹭，而海喜喜却是凭自己的力气去开荒，这里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我和他，究竟谁高尚呢？我皱着眉头这样想。“那么，你带走不好么？”我诚心诚意地为他着想。“我不带！我走到哪达儿都短不了吃的。不像你们，一个女子，一个念书人……”他又指了指炕角，“你看，我还有这么一大堆铺盖哩。”我才发现，我们俩现在是坐在光光的炕席上，炕里面的一角，摞着一卷打好的行李，跟一个白木箱子捆在一起。两头扎的是西北人常用的背绳结，弯下腰一背就能走的。

    “怎么？”我诧异地问，“你现在就要走么？”

    “现时不走啥时辰走？”他鼻孔里嗤笑一声，“你当是我能大天白日里走啊？！我告诉你，我不比你们，你们有户口、粮食关系。你们要走，办好手续就行。我他妈是个盲流，又有点本事，这个穷窝窝子抓还抓不来哩。他们就想着我留下给他们使力气。我大摇大摆走，他们非派人拦我不行，弄不好还要捆我一绳子。去年……现时说是前年的话了，好些个跑的人都挨过他们的绳子……”

    “那么，你到哪儿去呢？”

    “到哪达儿去？中国大得很！我跑了不少地界。我告诉你，”他啪啪地拍了两下胸脯，自豪地说，“我喜喜子有技术，有力气，哪个地界都欢迎我。我这先到山根下我姑妈家去，过了年，翻过山就到内蒙了。那个地界也有农场，工资还高哩！这话，你跟谁也别说。”我点点头：“你放心，我不会跟人说的。不过，你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我听谢队长说过，你过去就跑过很多地方……”他突然又垂下头，目光阴沉而呆滞地盯着炕桌，表现出不愿再听我说下去的模样。我知道，他这样粗犷而自信的人，一旦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是没有什么人能劝止他的。

    大铁壶吱吱地叫着；牲口在隔壁悲愁地叹着鼻息。我们不说话，小屋里顿时充塞着沉闷的空气。他又端起杯子咝咝地吸茶，一直吮到茶底。然后，他啪地放下杯子。仿佛他刚才喝的不是茶水，而是酒，醉醺醺似的晃了晃脑袋，眨巴眨巴眼睛，用大巴掌抹了抹脸。接着，一种压抑的、怆凉的歌声从他胸腔中徐徐地响了起来：甘肃嘛凉州的好吃（呀）喝，为什么嘴脸儿坏了？嘴脸儿坏了我知（呀）道：尕妹妹把我害了！

    唱完，他使劲地一拍大腿，沉重地叹息一声：“唉！女子爱的是年轻人！”我懂得歌里所唱的“嘴脸儿”是“面子”、“名誉”的意思，更深一层说，还有男子汉的自尊心。他的表情和歌声，带有一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剧色彩，使我的心紧缩成一团。他本来是可以在这里定居的，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然而他现在又要去飘泊了。而他这次去飘泊，却和我有极大关系；我成了他命运中的一个破坏因素。我也沉痛地低着头，好像有一条鞭子在我头上晃悠。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摆了摆手，像赶蚊子一样想把所有的苦恼都赶走。随后，很快就从那种醉意中清醒过来，振作起精神，拎起大铁壶给两个杯子都续上水，挪了挪屁股，靠近我说：“喂，小章，你跟我说实话，你念的是啥书？我看那像一本经哩。我告诉你，我趴在她家后窗户上看了好几次，都看见你在念书。实话跟你说，我小时候也念过经。”

    马缨花没有问过我的问题，他倒注意到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使我们都轻松下来。我拍拍《资本论》对他说，这不是“经”，是马克思写的书。他又问我，念这本书有啥用呢？我说，念了这本书可以知道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我们虽然不能越过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但知道了，就能够把我们必然要经受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像知道了春天以后就是夏天，夏天以后就是秋天，秋天以后就是冬天一样，我们就能按这种自然的法则来决定自己该干什么。我说：“社会的发展和天气一样，都是可以事先知道的，都有它们的必然性。”

    “必——然——性。”他侧着头，用方音念叨着，眯缝的眼睛里跳动着思索的光芒，“必——然——性。我懂。咱们也有这个说法，咱们叫‘特克底勒尔’，就是真主的定夺。

    世上万事万物该是啥样子，都是‘特克底勒尔’……”

    “哦，那是不一样的……”我准备向他解释。

    “一样，一样！”他执拗地摆摆手，用不容置辩的口气武断地说，“有‘特克底勒尔’，那是真主的定夺，就是你说的‘必——然——性’。可还有‘依赫梯亚尔’，这是，这是……我闹不清你们叫啥，反正就是‘依赫梯亚尔’。比方说吧，我本来是满拉，学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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