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成功仿制了西洋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他们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由于夷字犯上满洲人的忌讳，红夷大炮便更名为“红衣大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后来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炮兵。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拥有六十门自制的红衣大炮，在松锦之战发挥极大战力，连破明军据守的塔山、杏山二城。

    顺治元年，1645年十二月，在入关战争中出击潼关，李自成的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次年正月，又以红衣大炮重创李自成的大顺军，李自成流窜至湖北通山县被害。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军调集红衣大炮轰击扬州城，史可法血书告急，南明政权却置若罔闻。次日扬州城破，史可法壮烈成仁。

    清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任用比利时人南怀仁设计多种大炮，有三种型号分别是：轻型大炮“神威将军”型，中型大炮“神功将军”型，重型大炮“武成永固大将军”型。载入清朝官书《钦定大清会典》。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

    这些炮看似威武，射程和威力依然不及英舰的阿姆斯特朗炮，加之多年武备废弛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

    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可以对火炮内膛进行精密加工；更标准化、精密化的各种配件、炮弹生产；连早已被所有国家掌握的黑火药加工工艺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得到新的发展；因此让当时火炮的威力、射程与射速成倍增长。

    反观清朝的火炮，仍然使用最传统的手工铸炮工艺，因为管理和工艺等等原因，使当时清朝自产大炮的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英军。

    两百年前的红夷大炮在两百年后已经风光不再，老态龙钟，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明朝前期的自制大口径火铳在基本原理上与这些红夷大炮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前装滑膛火门点火式的，但是具体做出来就大有区别了。

    明朝前期火炮多用铜铸造，中后期出现锻造铁炮，其内膛呈喇叭型，炮管单薄，以其口径而言炮管显得太短，其外型基本上与现存最早的元代“碗口铳”相同。

    而明中期引进的弗朗机炮则是一种追求射速的小口径近战火炮，虽然子铳的设计大幅度提高了射速，但闭气极差的问题让弗朗机对于重目标和远程目标缺乏威胁能力。

    这些火炮与红夷大炮相比火药填装量少，炮体气体密封差，加速距离短，因此射程太近威力太小。

    红夷大炮主要是铜、铁两种材质，以铜为材质虽然不易炸膛，不容易出现气孔，甚至寿命也比较长等等优势，但是费用太高是一个致命问题。

    铜是铸币金属，中国总体而言也属于缺铜国家，因此有相当大比例的火炮采用了铁铸。

    在中国，明朝还创造性的发明了铁芯铜体的设计，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保持了相当高的技术指标。

    在动辄重数千斤的红夷大炮面前，明朝前期的火炮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红夷大炮是16至19世纪之间的欧洲的中型舰用滑膛炮，经中国人仿制后，种类多达百种。

    其技术特征是弹药较重，可达数公斤乃至10公斤不等。

    弹丸是以由石、铁、铅等材料制成的球形实心弹为主，在野战或水战时也可以发射空心爆炸弹。

    也可发射链弹、霰弹等弹药，形制及使用方法多种多样，是以炮弹直接撞击目标的物理破坏为目的。

    但是红夷大炮由于倍径大、膛压高，因此无法发射开花弹，也不能发射后面出现的榴霰弹，当时的开花弹都是由口大身短的臼炮发射的，但后来改良后可以发射开花弹和爆炸弹。

    炮管长度2一3米，呈前细后粗型，口径大多在100毫米以上，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之比多在20一40之间。

    其铸造工艺比较复杂，采用整体泥模铸法，如果有科学的工序和法式要求，并有新型设备、仪器等辅助设施的配合。各部比例合适，炸膛的几率低，所铸之炮的质量提高。

    作为陆用长炮使用，红夷大炮属于偏重型的火炮，有青铜、生铁和铁芯铜体三种材质，自重数百斤至万斤不等。

    红夷大炮在中国的发展顶峰是在清康熙朝，此时所造的905门火炮中，重量在250公斤以上者有201门，其余为250公斤以下的轻炮。

    红夷弹药施放程序化、“炮表”化。

    此外其尾部较厚，有尾珠，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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