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松龄与奉军苦战之时，其盟友的异动或者说盲动，也是导致郭松龄反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按郭松龄与李景林的协定，李景林应获得直隶和热河地盘，但郭松龄起兵后，冯玉祥却立即派宋哲元部直取热河，而国民二军邓宝珊部则攻占保定，并试图夺取直隶的其他地盘。

    国民军的异动立即引起了李景林的不满和警觉，他之所以加入郭冯联盟，主要还是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并从奉系中独立出来，但国民军的步步紧逼非但让他失掉已有的地盘，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而这时，张作霖派代表许兰洲前来游说，劝告他脱离郭冯联盟，并对他之前的反奉的通电既往不咎。

    在权衡利益之后，李景林决定同国民军决裂并重新投入奉系的怀抱，随后他便将郭松龄交他关押的奉军将领全部送回沈阳，以示对张作霖的忠心。按之前的约定，国民军应当是协助郭松龄攻奉的，但现在却变成了盟友之间的地盘之争，非但没有帮上忙，反而拖了郭松龄的后腿。国民军这种挖盟友墙角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浑水摸鱼的短视之举，这非但把李景林推到了对立面，也使得之前的大策略完全失败。

    既然国民军与李景林已经决裂，双方也就撕破脸在天津一带展开大战，其战局的结果将决定直隶的归属。在郭松龄逼近沈阳的同时，国民一军张之江部、郑金声部和国民二军的邓宝珊部、国民三军的徐永昌部分别从北路和南路夹击天津一带的李景林部，双方在北仓、杨村、马厂、落垡一带反复争夺，彼此都伤亡惨重，但激战数日仍旧未分胜负，倒是列强的外交团拿出《辛丑条约》关于京津沿线不得驻兵打仗的条文屡加抗议，但此时军情如火，谁还会顾及你这个劳什子条约不条约。

    冯玉祥见天津久攻不下，随后便从热河绥远调来宋哲元、李鸣钟部，而李景林也慌忙请求山东的张宗昌调集援军。在郭松龄最终兵败之时，国民军与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天津一带展开决战，最终李景林的部队战败并放弃天津，退往沧州、德州一带，而李景林本人则先逃入租界，随后又从海路经青岛到达济南，并继续指挥他那些退入山东的残部。

    尽管国民军赢得了这场对李景林的战争并夺取了热河与直隶地盘，但从全局来看，这种违约异动实质上是错失了消灭张作霖势力的最好机会。在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张作霖很快恢复元气，并要找国民军算总账了。

    由此，北方的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郭松龄兵败被杀，张作霖的奉军有惊无险；国民军占领天津和直隶地盘，李景林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吴佩孚东山再起，并由“联冯讨奉”转变成“联奉讨冯”……看来，吴佩孚对于冯玉祥的倒戈深恶痛绝，势必要报仇雪恨。

    此战结束后，国民军势力达到鼎盛时期，他们拥有了40余万人马，并据有北京、天津、直隶、河南、陕西、甘肃、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大片地盘，成为军阀中最大的势力。但经此变动后，奉军张作霖、直鲁联军和吴佩孚势必联手对付国民军而使得他们将腹背受敌，总体局势对他们却是非常不利的。

    可叹的是，国民军内部也不统一，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比如在直隶被打下来之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与孙岳的国民三军都想把直隶划入自己的控制范围，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连冯玉祥也被夹在中间无可奈何。

    1926年1月，张作霖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并提出联合对付国民军的问题。吴佩孚接电后立刻表示同意，并发自内心的回电痛骂冯玉祥：“从前冯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现在郭松龄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由此，张作霖与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从敌人又变成了朋友。

    在直系、奉系重新携手的压力和国民军内部矛盾纠葛的重重困扰下，冯玉祥再次以退为进，宣布下野。1926年1月4日，在把烂摊子丢给部下张之江、鹿钟麟等人后，冯玉祥途经库伦转往苏联参观学习。可惜的是，冯玉祥的退让非但没有改变张作霖、吴佩孚对国民军的切齿仇恨，反让国民军陷入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之中。十日后，张作霖的奉军、直鲁联军、吴佩孚部相继在山海关、山东、河南等地爆发战争，这就是所谓的“国奉大战”。

    郭松龄兵败的时候，还有一支精锐部队原封未动，那就是他的死党、原炮兵旅旅长魏益三统率的第五军。郭松龄之所以未能将魏益三的第五军调往前线，主要是因为李景林已经背约投奉，为了防止李景林从背后偷袭，这才将魏益三部留在山海关一带监视李景林部。

    但魏益三不曾想到的是，郭松龄的失败来得如此之快，这下他的境遇就非常危险了。尽管张作霖表示不计前嫌，希望魏益三回归奉军，但魏益三最后还是南下保定投靠国民军，并接受了“国民四军”的旗号。

    由此，奉军的第一个讨伐对象便是魏益三的这个“国民四军”。在奉军发动进攻后，国民军鹿钟麟立即率韩复榘、佟麟阁、郑金声、孙连仲等部开赴滦州一带布防，防止奉军长驱直入关内，另外，宋哲元等部也在喜峰口等处出动，以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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