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在直鲁联军的“礼送”下，段祺瑞和安福系的一彪人马如梁鸿志、曾毓隽、许世英及其亲信部属吴光新、曲同丰等人离开北京，永远的告别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在车过廊坊的时候，段祺瑞命列车停留十分钟。在四个多月前，他最宠信的徐树铮便在此遇害。原来，在段祺瑞做成临时执政后，本在外国游历的徐树铮也兴冲冲的于1925年底回国，并随后来到北京到处活动，企图再次出山。

    但是，冯玉祥并没有忘记徐树铮在七年前擅杀自己的恩师陆建章一事，当时国民军控制了京津一带，对小徐是非常不利的。段祺瑞似乎也感觉到点什么，他一见到徐树铮便说：“这时候你回来干什么？”说完，老段便撵他快走。

    但小徐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在北京待了近半个月后才准备经天津南下上海，但就在去天津的路上，徐树铮在廊坊车站被人刺杀了。据国民军的说法，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为父报仇，但真实的情况恐怕只有国民军自己最清楚。

    在列车重新启动之后，段祺瑞仍旧打开车窗西望，久久不肯离去。此时的他，显得是如此的苍老，这只北洋之虎，已经再没有昔日的威风了。

    在这次下野后，段祺瑞真的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只在家中吃斋念佛，下下棋，写写字，不再过问世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做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年1月21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乘船过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前统一由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送出，段为学堂督办）。随后，段祺瑞便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段祺瑞的病，可能与其长年吃素有关，但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时，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足见老段性格之倔强。

    临终前，段祺瑞写下亲笔遗嘱，谆谆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立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由于段祺瑞生前信佛，其葬礼也是照他的遗嘱以居士礼简葬。在各界名流的吊唁中，有几副挽联特别显眼，一副是冯玉祥的：“白发乡人空余涕泪，黄花晚节尚想功勋”；另一幅是吴佩孚的长联：

    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

    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段祺瑞死后，由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的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忍不住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的一辈子，死后会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的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才最终将段祺瑞的遗骨起出，并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段祺瑞的故事到此为止，后面说说被释放的前总统曹锟。曹锟本以为段祺瑞已经下野而自己重获自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但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吴佩孚也认为时局未定、时机不到，给曹四爷浇了一瓢凉水，由此也只好死了这个念头。

    在北伐战争后，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昨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在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也曾多次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所拒绝。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

    在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巨头的协商下，原颜惠庆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但经过这么多的政潮、政变和军阀混战后，北京中央政府的法统早已沦丧殆尽，这个所谓的摄行内阁到底是总统制、内阁总理制、执政制或是其他，已经无人知晓也无人感兴趣，因为颜惠庆及其后来的几个内阁总理如杜锡圭、顾维钧、胡惟德、潘复，在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时期，这些残缺不全的内阁，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既无必要，已经不再为人所重视。

    这原本就是军阀的时期，而且狂欢的高潮和末日到了……宪法与国会，内阁与法统，又算个什么东西呢？

    1926年8月，就在奉直联军在南口取得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决定性胜利之时，南方却已是风云突变。就在一个月前，南方的国民政府宣布出师北伐，随后便从两广打进湖南，一时间如风卷残云，很快便占领了湖南全境并逼近湖北。吴佩孚得知之后急忙率部南返，等到他抵达汉口时，北伐军已经兵临武汉的前沿要地汀泗桥，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这不是吴佩孚一个人的战争，而是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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