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口之战结束后，军阀间的混战也就暂时告一段落，这里却要补述一下北京政局的变化。前文已经提到，在直鲁联军与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激战的时候，国民军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而将大沽口一带海面封锁，这引起了列强们的强烈抗议。其中就有一两个不信邪的列强，他们调来军舰硬闯天津港，结果与国民军发生冲突，进而酿成了北京的政潮。

    3月14日，两艘日本驱逐舰开至大沽口海面挑衅，结果引发了与国民军的互相炮击，双方各有伤亡。日舰见讨不到便宜，便退出大沽口海面，并由日本外交当局向段祺瑞的执政府发出抗议，要求严惩中方肇事者并赔偿日本损失。

    日方的无理行为自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而这时正是国民军与奉直联军激战的非常时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局，这让段执政感到非常难办。让老段更为难的是，当时北京的民众运动再次兴起，其规模已经不下五四运动。

    要知道，这次列强仰仗的，仍旧是那个最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在前一年，上海曾发生过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如今血仍未冷，帝国主义再次欺压到中国人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3月18日，在地下活动家们的策划下，2万多大中学生和民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示威大会，随后，在“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的怒吼下，又有2000多人前往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由于前一天有请愿代表同段祺瑞的卫队发生过流血冲突，因而这次来的游行队伍一则人多势众，二来情绪也比较激动，因此卫队也添加了人员，个个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无可否认，无组织甚至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都是极容易失控或者容易被坏人利用的，这一次也不例外。在面见执政段祺瑞、代总理贾德耀的要求被卫队拒绝后，游行队伍中的激进分子情绪明显失控，这些赤手空拳的年轻人把怒气发泄到卫队身上也就是情所当然。

    可惜的是，误事而又被牺牲掉的也是这些人，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一方，中国人都明显缺乏有风度对抗的基本意识，强者不肯妥协，弱者不肯宽容，因而暴力之后还有暴力，革命之后还有革命，专制结构循环不止，暴力统治生生不息。这一个又一个的血案，不过是给这种不宽容、不妥协的暴力文化添加一个新的注脚罢了。

    很明显，执政府的卫队首领既缺乏应对这种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当时也没有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之类的镇暴工具，结果便像清末保路运动的“成都血案”一样，局势的不可控终究酿成了惊天的血案。

    至少目前可知的是，段祺瑞并不是导致这场惨案的直接下令者，而直接下令者也不是真的要对民众开枪，但那些过于紧张的卫兵们却把“朝天开枪”的命令当成了“平射”的杀戮，这在人情汹涌的场合下，是偶然，也是必然。不可否认的是，对着赤手空拳的民众开枪，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其混账的行为，而段祺瑞的执政府应对民众运动的危机管理能力实在是太有提高的必要和空间了。

    据事后的统计，“三一八惨案”中共死难47人，伤200多人，被鲁迅先生纪念的刘和珍君，这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小女生，便与那些无辜而又激进的同伴们死于这场惨案之中。当年的刘和珍，还没有满22岁……呜呼哀哉，谁之过？

    鲜为人知的是，段祺瑞在得知民众前来执政府门口抗议时，曾对身边的人发怒道：“这群土匪学生！”但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大批学生之后，他立刻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段祺瑞赶到现场并面对死者长跪不起。

    在血案发生后，举国震惊，各种愤激的舆论几乎如排山倒海般向段祺瑞执政府涌来，段执政自知理屈，随后下令对死难者进行抚恤，而代理国务总理贾德耀也因此引咎辞职。为了缓解自己的压力，北京政府指责悲剧的产生是因为背后有人鼓唆。无可讳言的是，在民国的学运和工运等民众运动中，暗中挑动的各派“坏人”固然有之，但大部分年轻人的爱国义愤却是真真切切的。可叹的是，世间有多少因爱生恨的人生悲剧，便有多少因爱国而误国的悲情历史，类似的运动和惨案，之前有之，后面更有许多。

    惨案的发生与战局的变化，段祺瑞执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着奉直联军的步步逼近，段祺瑞的手下却试图拉拢原属皖系吴光新旧部的唐之道师里应外合，与奉军一起将城中的国民军赶出去。段派人马的异动立刻引起了国民军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的警觉，他们在4月9日率先包围了段府，以示警告，而段祺瑞则在受到威胁后暂往东交民巷桂乐第大楼躲避。两日后，鹿钟麟将前总统曹锟释放，并试图以此拉拢吴佩孚共同对付奉系，但此举被吴佩孚断然拒绝。13日，国民军退出北京，撤往南口，而奉军、直鲁联军、吴军相继进入京城。段祺瑞也随后返回执政府并宣布复职。

    但是，吴佩孚此刻已经不允许段祺瑞继续做执政，而奉系也对老段没了兴趣。4月20日，段祺瑞在命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执政职权后宣布下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下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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