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让蒋介石作报告，却给毛泽东发讣告。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毛泽东以井岗山起家。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也通过枪杆子认识了毛泽东。

    一、领袖·思想·意志

    中国有句老话，叫时势造英雄。

    还应补充一句：“英雄仍须识时势。”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乘火车，在从美国西海岸前往中部东部募捐途中。行前收到黄兴从香港拍发的一封电报。因为密码本已经放在行李中，无法取出译电，所以直到在丹佛下车取出行李后，才知道电报内容。

    黄兴告之，武昌革命党人吕志伊向香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并前往主持。”

    疲惫的孙中山把电报轻轻撂到一旁。他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一遍又一遍做的，是失败后设法掩埋烈士的遗体，安抚烈士遗孤，然后满腔悲愤地写下一篇又一篇祭文。眼下他正四处筹款，无任何感官使他意识到：数十年来牺牲奋斗所追求的目标已近在眼前。

    既无款可汇，更无法前往主持，这是他看完电报后的第一个念头。本想立即回电黄兴，要武昌新军暂时勿动，因夜已深，旅途又十分劳累，便决定次日晨再回电。

    第二天却一觉睡到11点。起床去餐厅用膳，在走廊上购报一份准备入餐室阅看。随走随手展开，立见一则令他浑身血液停止流动的醒目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辛亥革命爆发。

    后来有人说，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的玻璃杯失手跌落摔碎，杯中的牛奶泼洒一地。不管是否属实，这一点却是无疑：他当时所受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

    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如今发展为七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就此诞生。但颇让党史遗憾、颇让后人遗憾、也颇让革命博物馆内那些大幅“一大”代表照片遗憾的是，“南陈北李”这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未出席。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并非理想，却是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其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旧中国在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也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也有例外。

    1917年6月16日（俄历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在1000多名代表中，770人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社会革命党人，285名；孟什维克，248名；

    布尔什维克，105名。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中连10%都不到，人数最少。孟什维克党人、临时政府邮电部长策烈铁里在会上高声宣称，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并对国家今后的命运负责。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也没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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