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哗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橘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惋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二、谁人发现蒋介石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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