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一，崇祯皇帝召原兵部尚书张国维、庶吉士史可程、进士朱长治、陈州诸生于中左门。

    张国维在前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露与建虏议和消息被下狱后接任其职，崇祯十六年四月，建虏入寇畿辅，张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八总兵之师皆溃于建虏，言官劾张国维这个兵部尚书办事不力，以至于兵败，崇祯遂将其解职下狱。

    前段时间崇祯让罪臣出银抵罪，张国维无钱，只好继续在牢里待着。

    现在形势危急至此，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十足的酒囊饭袋，一策不出，一事不办，一问三不知，凡事都是“惟陛下命之”，让崇祯大为光火。

    譬如昨日，崇祯召张缙彦觐见，向其询问道：“朕闻真定陷，李建泰遇害，卿知之乎？”

    张缙彦回道：“不闻。”

    崇祯道：“朕宫中皆知之，卿何讳也？”

    张缙彦道：“臣未见塘报。”

    崇祯无语，城陷了哪来的塘报，他这是把朕当傻子？半晌才道：“彼城已破，谁设塘报，且卿独不为远侦乎？”

    张缙彦回道：“侦骑需工食，臣部无一缗，安得侦骑，今饷之，宜官爵劝人，参游而下，其轶人不之应，而副将非题请不敢，今日之事，惟陛下命之。”

    崇祯大怒，推案而起，拂袖而去。直到这时，崇祯才终于想起了前兵部尚书张国维的好，遂将其放出，询问御敌之策。

    张国维即言三策，首请皇太子监国南京，择大臣辅之；再请部院厂卫司捕各官识别察奸宄，申严保甲，巷设逻卒，以禁夜行；三请巡视仓库草场，以作战备。

    崇祯闻言，沉默不语良久，叹息一声，后两策皆从其请，首策则不予回复，接着又复张国维故官，命其以兵部尚书衔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往江南、浙江督兵饷。

    然而，张国维出京十日后京师即沦陷。

    惴惴不安的魏藻德也自请出京议饷，崇祯心中冷笑，不许，驳回。

    同日，昌平兵哗，乱兵焚杀官民，巡抚胡谦立斩首恶，乱乃定。

    宣府又告急，崇祯命宣府总兵王承胤侦寇所向扼之。

    三月初二，崇祯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极殿，问今日方略，群臣翻来覆去说的都是些陈词滥调。

    崇祯对百官深感厌烦，遂命内监分守九门，稽查出入，又命襄城伯李国桢提督城守，各门勋臣一，文臣二。

    有官员提议让百姓上城守卫，魏藻德反对道：“民畏贼也，如一人走，大事去矣！”

    崇祯深以为然，于是禁民上城，谕文武各官轮流助守。

    这一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大同，大同总兵姜瓖开城迎降，重镇大同遂轻易陷于贼手。

    早在李自成渡河进入山西之时，驻守在阳和（今山西阳高县）的宣大总督王继谟便派了大同总兵姜瓖于黄河边扼守。

    然而王继谟却没有察觉到姜瓖是前榆林总兵姜让之弟，之前榆林城陷时姜让就已降于大顺，王继谟令其严防李自成之时，李自成也派遣了姜让前往大同劝弟弟投降。

    而姜瓖见大顺军来势迅猛，锐不可当，早不想替朝廷卖命了，此前对上面的命令也一直消极对待，观望不前。

    现在李自成招徕，姜瓖自然是准备率军投降的，但这时候的大同并不是姜瓖一人说了算。

    大同是山西军事重镇，京师之藩蔽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朝廷在此设有巡抚、总兵，按照大明以文制武之惯例，总兵要受巡抚节制，且大同还有明朝藩王代王驻守，姜瓖受到多重制约。

    其时，大同防守的权力掌握在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卫景瑗手中，他是大明忠臣，绝计不会投降。

    姜瓖只能从中作梗，屡屡做出不利于明军防守之事。

    譬如卫景瑗要派重兵防守雁门关，而姜瓖则推诿拖延不去。

    宁武告急时，卫景瑗要求派兵援助，而姜瓖认为非可守之地，拒不出兵。

    卫景瑗愤然斥之“国难至此，当同舟共济，何谓可守之地”，并倾囊得950两黄金，发给将士，准备亲自出兵，以解宁武之围，但终因姜瓖等人阻挠未能成行。

    等到宁武沦陷后，姜氏兄弟更密谋筹划，欲献城以谋取日后之功，但首先得谋取到大同的军政大权。

    于是姜瓖先以奖励士兵固守城池为名，让代王拿出库存银子、布匹分给士兵，取得士兵的信任和拥护。

    其次则顺势拉拢军中将领，把大同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次，姜瓖采用离间计，在卫景瑗与代王之间制造矛盾。

    他让部下大造舆论，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暗中有来往，将要叛变云云，代王信以为真，对卫景瑗顿生疑心，便疏远了他。

    正巧卫景瑗患足疾，很少出门理事，于是，代王便委权于姜瓖，大同军权终于被姜瓖独揽。

    姜瓖控制实权后，以加强城门防守为名，在四个城门都派出自己的亲兵守卫，并把代王严密监视起来，等待时机，以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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