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南方，局势无法挽回才再出兵。

    孙传芳求援电报发至奉天前，张作霖本无积极援助直系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佩孚于危难，可是鲁军及直隶军方刚下动员令，吴佩孚派去挡驾的特使就已驰至。九月三十日，吴佩孚先后派符定一、张国溶、刘绍曾到济南转达意思，一来表示感谢，二来请张宗昌缓期出兵。

    吴佩孚满以为直隶军队接收保定、大名之事已趋缓和，却没想到刚过两天，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定、大名事宜。褚玉璞表示对直军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定、大名既属直隶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兵援鄂，两地乃是必经，更不可不先行接收。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通电保定、大名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命令将应征款项督征催解，并下令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到达保定后，其部谢玉田师就随之开入了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

    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佩孚在鄂战败，奉系声势增强，而张作霖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张作霖和孙传芳之间，奉军意态却非常冷淡。十月一日杜锡珪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军入京后，其注意力便集中向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佩孚于前，而豫西田维勤、河南督军寇英杰又不合作，原由奉系转投直系的魏益三虽拥护吴佩孚，却又与田维勤部同驻，寇英杰也感势益孤单，所以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看上去已是迫不容缓。

    屋漏偏遭连夜雨，张作霖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到郑州，就在吴佩孚压力倍增之时，却又有消息传出，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似乎有所勾结，晋军的态度突然之间也暧昧起来。

    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他虽然局面小，却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事实上他这时期成为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张作霖拉他，吴佩孚拉他，南方的**军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军的冯玉祥也来笼络他。阎锡山从辛亥**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此时虽有多方拉拢，但他其实还未下定决心。

    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本有恶感，因为冯玉祥得意期间，曾进攻山西，可是冯玉祥虽已颇为困顿，五原誓师后却参加了**军，阎锡山如果要和**潮流结合，就不能不敷衍冯玉祥。

    冯玉祥希望他出兵或调兵牵制陕北的解放军，他也未说答应，又希望他同样加入**军，他也未曾拒绝，不过暗中和张作霖仍时相往来，联络甚勤。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而且和这把宝座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此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

    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解放军崛起甘陕，又与晋军没有仇隙，冯玉祥想让他与解放军结怨，除非开出他不可能拒绝的条件，不然根本不可能说动他。

    国民**军北伐后，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下的第四把交椅，可是他并不跟北方军阀走，早作两手准备，始终和南方**军保持着联系。自北伐军接连胜利后，北方问题奉晋能否合作关键极为重要，奉晋之间虽有信使长川往来，但阎锡山对奉系始终存有畏惧，张作霖对晋军自然也有所怀疑。

    吴佩孚此前并非就相信阎锡山可靠，但他知道阎锡山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如果没有周全的部署，他是不会轻于孤注一掷的，所以一直并未将晋军可能的威胁放在心上。但此时不同，不知是谁放出的风声，阎锡山要转投**军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吴佩孚内忧外困，实际已没有以往的自信，还是很费周章发了封声情并茂的电文到太原，表面联络感情讨论时局，其实却是拐弯抹角探寻阎锡山的意思。

    阎锡山也是滴水不漏的人，看到吴佩孚的电文已知这位玉帅失了分寸，不过这时北方局势乱成一团，他也看不清方向，自是还谈不上有什么明确打算。阎锡山的回电也很恳切，说明了绝无妨害吴佩孚之心，但这种事哪是一封电报就能消除疑虑的，吴佩孚虽不免自我安慰，但内心深处却涌现出从未有过的心力交瘁的疲惫，只感天下之大竟有满世界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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