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至少在日本，这些大多都只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之人，我甚至相信一定会有，但我在日本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反证。

    我需要钱，至少钱能帮助我实现梦想，只不过，在追求的程度和方法上，我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范勇和陈海波有时给我打电话，他们还劝说过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范勇和我说：“小李，你来吧。我现在每天赚几十万，都没时间去花啊。”每天几十万，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但我还是没有动心。而且，就在我活动区域的歌舞伎町的街上，我看到有些老虎机赌博店开始在店门上贴出了告示：“中国人禁止入内。”此外，我遇见过一个中国人在赌博店作弊被发现后逃出店门，但很快被几名店员追上，随后挨了一顿痛打，等到警察来将他带走时，他满嘴是血，好几颗牙齿被打落了。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也不愿提心吊胆地偷钱。我这种人，充其量只是耍点无伤大雅的小聪明。活到今天，归根结底，我也许不过是一个愚钝、平庸而笨拙的家伙。但也正因如此，我得以更长久的生存，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我生命里的第一个日本女人——苇子。

    说起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初次认识苇子，会是在1989年初那个冬天的晚上。跟爱梅之间的冷漠和拉锯让我筋疲力尽，我蜷缩着身子，站在寒冷刺骨的北风当中，看到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走进了爱梅工作的那家相亲俱乐部，不过她不是店里雇的“诱饵”，而是作为客人。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当她一脸无奈的神情从店里走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正在发放纸巾的手。

    她梳着80年代末最流行的披肩发，丰腴的脸颊白嫩得如同日本的传统偶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发自身体深处的温情，涂着鲜艳唇膏的嘴唇轮廓分明，非常性感。最诱人的是她的身材，凹凸有致，透过厚厚的大衣都能明显看出一对儿高耸丰满的乳房，而她那双腿，又显得修长秀美，这是个美女。我的眼睛像磁铁一样盯住她，难以挪开——爱美，本来就是人的天性。

    当我们无意中眼光相对时，她竟然微笑着走上前来。

    “这么冷的天可真够呛的！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每次都看见你站在这儿。”

    “是吗？”

    在国内时常自诩为情场得意的我，来到日本后，除了妻子之外，我还没有过几次与别的女性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此刻的我，居然像一个仍处在童贞阶段的男孩一般，语无伦次起来。

    在一分钟前，我们还是陌生人。但现在她却笑着说：“第一次见到你时，还以为你是名男招待。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发纸巾的。我每次看你工作得都很辛苦，就凭你的形象，去做个男招待一定能挣不少钱啊。”想不到她那么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有点羞涩地笑了。

    那时，我也知道日本有一种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我们内地人称其中的男性为男妓，后来又叫鸭子或牛郎，我还听台湾人说什么“男公关”。如今的歌舞伎町已经有几十家这种俱乐部，但当时还只有几家，里面要数名为“爱”的那家俱乐部时间最久，也最有名。它最有趣的是把店里的很多男招待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挂在店外，我经过时也偶尔瞥一眼，觉得有的还真是不如我英俊呢。我从那家人妖俱乐部辞职出来后，还曾到那家店去面试过。可是，面试的结果因为我是个日语不流利的外国人而被拒绝。

    我和她简略地说了那次面试的经历，她听了就笑：“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是不会要的。干脆跟我交个朋友吧！我叫苇子。走，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她这样热情主动地邀请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到了店里在陪人聊天的爱梅。

    于是我只好搪塞说：“想去也没法去啊！我得工作，不然老板会生气的。”

    “你这工作是按小时算吧？多少钱？”

    “一小时一千。”我想了想。

    “那我一小时付你五千怎么样？”

    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接受她的邀请，去中国饭馆撮了一顿。我想就是吃顿饭嘛，“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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