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的运动。农村争相谎报农作物亩产量，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连各地的学校都土法制造炼钢炉，为了虚报产量，连各家用的铁锅、铁壶都被纷纷收集去“炼钢”，极其荒唐可笑。我就出生在这一火热的时代。长大后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连奶都没有吃上几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检讨，“大跃进”运动终于宣告失败结束。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时代。

    十年动乱，“造反有理”的口号几乎每日都能听到，当时还刚刚进小学的我并不明白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但外面街上的打斗情形却至今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对披头士、滚石乐队痴迷发狂之时，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在高举毛泽东语录振臂高呼口号。“破四旧”的号令，引领红卫兵小将上街打破所有的传统。大街小巷，每日高音喇叭都在播送“最高指示”，人们的愤怒声、悲哀绝叫声不绝于耳。我从小就胆子小，所以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文革之前两三年，我几乎从未走出过学校大门，因为外面太乱、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五兄弟里排行最小，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我们的家就是小学校的旧教室，当时很多教师都由学校分配这种旧教室为住房。这种房子都是砖瓦盖的平房，每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脚下是土地，公共厕所在校园尽头，厨房就是校园，我们一家七口人就住在这里。由于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冷热分明，夏季酷暑，可以与四大火炉城市相比，我们住的砖瓦房夏天热得像澡堂，而且，各种虫子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冬季寒冷，大地冰冻，睡觉时，身上穿着毛衣，再盖上几床棉被才能抵挡寒冷。然而，我们全家七口只能分开挤在两张床上睡。

    我童年时家里粮食一直不够，饭菜都很简单，肉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偶尔有点鸡肉，母亲也总是最先夹到我的碗里。那个时候猪油常常被当肉吃。将猪油蒸熟后，洒上酱油拌在饭上，真是美味极了，剩下的油底则放到第二天，下面条吃，母亲做的猪油拉面是我最喜欢吃的。吃一口拉面，仿佛就可以感觉到母亲那浓浓的爱意，那么温暖，那么享受。

    公共厕所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又远，夜里又没有电灯，所以各家都准备了痰盂在家里用。那时的厕所真是不堪回忆。文革期间，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都处于停滞阶段，通常一个星期才来一辆车淘一次粪，几个星期才来一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夏天，厕所周围一片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上一次厕所就像上一次战场，跨在细长的粪坑上，下面的污物堆得高高的，稍不注意，就会将别人的排泄物弄到自己身上。我经常犯这种错误，因而也就总是被母亲浇水惩罚。而且，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常常要早早起床将盛满排泄物的痰盂端到厕所去倒掉，这可是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在肚子里埋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竟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小时候我长得像个女孩子，性格也像个女孩子。我不敢参加男孩儿玩的“打仗”游戏，还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另外，我从小就讨周围女孩子们的喜欢，我因此被男孩子们嫉妒，经常被他们追着打骂，还说我是“假小子”，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那些年，父亲李正平作为“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成员，整天将心血都投注在“打倒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当中，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兄弟。学校几乎全都处于停课状态，父亲和他的同伴每天乘着专用吉普车，英姿飒爽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宣传文化大革命而尽力。沉醉在“革命活动”中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回家，家里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我甚至没有他和我儿时说话的记忆。

    八岁时，我进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文革最初的狂乱稍稍开始平息，我有时会随歌舞团会去为一些党代会什么的献歌献舞。当时我的舞技已经在红领巾歌舞团首屈一指，记得学习雷锋的时候，我就是演雷锋的头号演员。这样，一直被当做“假女孩”而受到欺负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舞蹈特长，我在学校、区里、市里都成了知名人物，再也没有人会小瞧我了。从父母、学校的老师、歌舞团的指导老师到市领导，都不住地夸奖我，我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接着，在我还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南省湘潭歌舞团选中，成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并且开始每个月按时拿工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有收入的专业舞蹈演员。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我离开父母，从长沙乘船到湘潭去。离开长沙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右手，父亲牵着我的左手，一直送我到码头，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要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了，这才流下了离别的泪水。湘江的水，如今在梦中依然那么清澈，我还依稀记得那个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照在水面上的时候，父母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在摇晃的水波中渐渐消失……

    在湘潭歌舞团里，我开始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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