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悠悠背叛、面临毕业后的签证等问题之后，我真的没有想到，久美子居然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世，可以说我对回国的念头已经几乎为零，更何况在歌舞伎町的事业经过奋斗和抗争，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它而回国的。

    而且，回国后我能做什么呢？在国营体制下做一个小职员？被一群家长里短的大嫂主妇们包围？总之，我一旦回国，肯定难以适应国内的环境，而终将一事无成。

    生命之神始终向我显示着奇迹。久美子在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毅然同我结婚，不仅使我保住了合法居留权，而且还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这是我至今，不，是永远要感谢她的。

    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我的积蓄几乎为零)，我也陪她回老家拜望了一下她的父母，之后，我们在中野的公寓中开始了跨国婚姻的新生活。

    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不出去工作了，她们的天职便是相夫教子。但是久美子是个懂事又有主见的女孩，她同我商量：“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我继续工作，我也知道你会认为能够养得起太太才是真男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积蓄，白天我在家里闲着也怪无聊的，这样吧，我还是在美容院打工，只不过每周只去三天，这样，既可以照顾好家务，又可以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更何况那些姐妹也都舍不得我辞掉。”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她怕伤害我的自尊心，完全不提她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这样一个现实。我紧紧地将她揽在怀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比别的日本女孩——哦，不，别的日本主妇更好的生活。

    由于毕业后我取得了“日本人配偶”的身份，而我在歌舞伎町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因此白天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多出许多。有时，我中午起来，吃完了久美子上班前做好的日式饭菜，便复习一下服装学院的功课，然后思考如何在歌舞伎町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如果遇到久美子不去上班的日子，我们往往整个白天都赖在床上，体验新婚燕尔的甜蜜。

    像久美子这样出生在60年代的日本女孩，对于中国的了解可谓微乎其微。她总是好奇地问我：你的家乡有竹林吗？你妈妈很漂亮吗？留学日本回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吗？不会被怀疑是间谍而被监视吗？

    因此，往往是在我们激情过后，她趴在我身上，一面打开电视机或者音响，一面听我向她讲述我在中国的故事。

    说起来，我在日本忙碌了这么久，如果不是久美子刻意地询问，我都忙得记不起来了。湖南的山水，母亲的笑容，还有我们一家坎坷的经历，那一切，就像一阵风一般，因为久美子的好奇，重又吹到了我的面前。

    我母亲两岁时外公去世，外婆靠在长沙一个大资本家的家中做女佣维持生计，把我妈妈拉扯大。在当时，女孩子是很少有机会受教育的，但幸运的是，那个资本家出钱，送我妈妈到重庆师范学校念书，所以我妈妈成了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女人。

    在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妈妈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个丈夫参加过国民党，他们的婚姻随着他的被镇压而结束，并留下了两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爸爸是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妈的。尽管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了五岁，那时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的知识女性的气质吸引了我爸爸。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串联到北京，当时他是湖南著名的造反派“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政治部主任，时年四十岁。

    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爸爸。在我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爸爸年轻时参加过解放军，立过军功。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直到退休。爸爸爱好文学，能讲会写，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六岁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时三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参加造反派，游行、演讲、写横幅、写大字报，很是风光。记得那时爸爸常常是在几千人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腰间别着手枪，手拿话筒在台上演讲，好神气好威风。他是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是“湘江风雷”的“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做演讲。他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所以日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审查中得以过关。

    印象中我爸爸是个喜欢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他很喜欢写东西，在部队的时候就写过剧本、迷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还发表过迷歌集。后来还成为湖南省文联的民间文学协会的会员。然而很多年后，我家遭受了一场重大“变故”，也和他的这些个性和爱好有关。

    1960年8月27日深夜，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时正是全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之时，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造成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全国有九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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