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开办仅一年多，就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检察院还对学院的有关人员立案调查。据说当时查出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所用的教材中有“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字样。而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的也是这份教材。至于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学院在聘请王光美、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何长工、王首道等老同志(也是湖南老乡)担任学院顾问时向他们“行贿”，而“行贿”的物品是产自湖南的莲子罐头和香片茶叶。学院的停办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83年，就在检察院立案调查的第十个月，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八岁。我最小的哥哥完全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该学校以收报名费为名诈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诈骗行为！”这是媒体用得最多的说法。

    作为“诈骗了十八万元”的主犯，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就这样我家开办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成了诈骗老百姓钱财的“李氏学院”，而“李氏家族”则蒙骗了善良的人们，“骗取”了大量钱财。

    诈骗金额十八万元，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行，然而，审查了整整一年，结果法院做出以“没有明确的欺诈证据”为名结了案。最后，由省政府拿出二十万元，加上办学一年后剩余下的三十万，全部返还给学员，学院停办，调查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在母亲死后，父亲很快再婚，与我的继母到了四川成都。但是，再婚的生活也没给他带来生活的乐趣，或许“文革”中造反派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他越来越厌世，几年后皈依佛门，当了在家居士。失去母亲，哥哥发疯，父亲再婚，我觉得在家里待下去再没什么意思。恰逢深圳一家服装厂来长沙招裁剪工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有兴趣，趁着这个机会，我离开了长沙，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段旅程。

    当时，我就蒙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并一定要设法实现它——那就是挣些钱后出国。

    就这样，1988年，我踏上了赴日本的路……

    跟久美子诉说我的陈年往事，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一向温和的她，为了我童年的贫困劳苦而感伤，为了我少年时的凌云壮志而激动，为了我们家遭到的打击而义愤填膺，也为了我一路奔波，追求成功的精神所折服，我发觉她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就仿佛一直关爱着我的早逝的母亲，从她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阳光般的母爱。

    有关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结婚后，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不同而产生剧烈冲突的报道经常能够见诸报端，但是，我和久美子却异常和谐，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婚姻”的杰出代表。我觉得，不管出身在哪个国家，夫妻之间要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像我和久美子这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夫妻，怎么会因为适应不了对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而导致婚姻破裂呢？

    不久，我们的爱产生了结晶，1993年9月，我的妻子怀孕了。于是为了我们一家的幸福，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说到学业，这个时候，我快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虽然进入学院时是“胸怀大志”，但学习和“引路人”的工作显然无法两全。

    在最初到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通宵在歌舞伎町打拼，天亮之前才能回到家，等着我的是那时的妻子爱梅的冷眼，还有做不完的作业，每天都要图画、写报告，如果不按时完成是无法升班的，即使再累，我也必须硬撑着把它做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困了用冷水匆匆洗把脸，将书和作业、绘图工具塞进大皮包里，就得骑起自行车奔出家门。

    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正是我筋疲力尽之时，不用说，坐到教室里，一上课就开始睡觉，怎么强迫自己不睡也是不可能的。

    “李君！醒醒！”

    老师发火的声音时常打断我香甜的梦。

    “哈依！我带你去家好店。”

    睡眼蒙中我竟脱口说出过这种梦话。

    我坚持着睁开眼睛听讲。可是，还不到一分钟就又合上了眼皮，老师又发火了。

    “李君！”

    “哈依！”

    “站起来！”

    “哈依！”我揉着眼睛站了起来，周围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孩子，他们不好直接取笑我，但都在偷偷地乐着。

    “别站在那儿挡别人视线，干扰讲课，站到教室最后面去！”

    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发生，可我还是依旧坚持着不缺课。因为只要我按时到了学校，就不能算我缺勤，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出勤率，到签证更新时便不会遇到麻烦。

    课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一桩。已经进入三十岁了，和在日语学校时一样，在这里我也是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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