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好到店里去收回扣。看到两个凶巴巴的颧骨突出的男人已经在店里，正跟店长谈着什么，这自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注意。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跟店长闲聊而已。而在我离开数小时后，惨案发生了。他们在谈论中意见不和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最后福建人拿出了匕首。店长被一个福建人用匕首扎死，而另一个福建人也在打斗中被击中要害死亡，剩下的一个人当场逃走。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那是一桩抢劫杀人事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到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殡仪馆去参加葬礼。被杀的那位店长的照片被挂在佛坛前，简单的葬礼完毕后，遗体当即被送去火化。

    参加葬礼的人正在休息室里等待火化。我茫然地注视窗外，一辆警车停在火葬场，车厢后面的门被突然推开，一名手上铐着手铐、腰上绑着链子的中国男人跳了下来。

    原来是老板娘的丈夫，遇害店长的哥哥，他已经因伪造和贩卖假护照的嫌疑而被警察拘捕，此刻是被特别允许与弟弟做最后的告别来了。他那被铐着手铐的手在空中乱舞，发疯般号哭着：

    “啊——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啊——唉——”

    一片寂静的殡仪馆里，只听得见他一人那野兽般的号啕大哭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过，流血和死亡在歌舞伎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妖艳而美丽的歌舞伎町，也许恰恰是需要凡人的血，才得以滋长壮大的。1994年8月10日的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区役所大街后面一家名叫“快活林”的中国餐馆里，几个吃饭的北京黑帮头目遭到上海黑帮团伙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这一事件被通称为“快活林事件”，它不仅仅让歌舞伎町的人们感到吃惊，并且震撼了全日本。

    当时上海黑帮使用的武器是“青龙刀”，这更给这一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将整个事件渲染得耸人听闻。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当我在歌舞伎町街头等客人的时候，遇到些日本熟人，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喂，李，今天上班来没带着青龙刀啊？哈哈哈……”

    当时的我已经相当了解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事件发生的那家餐馆、械斗双方的多名成员我都知道，和其中的几个人还有过交谈。

    “快活林事件”的犯人逃走，至今都没有归案。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属于华人帮派之间的争斗，更是由于是在歌舞伎町最为繁华的晚间发生的，因此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很多歌舞伎町的日本老板、商会等对于中国人的反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东京的警视厅一方面迫于日本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中国人实在闹得太出格了，于是便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歌舞伎町大扫荡”，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犯罪现象给以重拳出击。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很多雇用了留学生和黑户口的中国人经营的斯那库都无法营业，我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快活林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犯罪事件急剧增加。

    偷渡、假结婚、黑户口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小撮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生。一伙人胆大妄为、恣意横行霸道，几乎无恶不作。犯罪的形式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事情是国内同胞不能想象的。偷盗、卖淫、假钞票、伪造信用卡、走私枪支、赌博游戏店里的作假、地下赌场、摇头丸等毒品的走私和贩卖、地下银行等等，犯罪手法简直是五花八门。同时，强盗、强奸、绑票、杀人等恶性事件也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外国人犯罪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与在日的中国人的接触非常多，所以常能掌握许多犯罪的“内部情报”。为了打听消息，很多刑警都跑来找我。我已经以歌舞伎町的中国通而闻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这些刑警们就一定会接二连三地跑来找我打听情况。记者们也开始上门来找我做各种采访，他们甚至将我拍进采访镜头，有时候还需要按他们的要求做一些“表演”性发言。比方说他们在拍某一偷渡蛇头题材的采访报道时，曾让我作为采访对象说了一些话，等到放送时，我发现我的脸被加了马赛克遮住了，而且居然被冠之以“蛇头”之一来报道，而我的话也被充做“蛇头”的内部机密来向观众公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记者和新闻媒体中也开始“红”了起来。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的全部“机密”出卖给日本警方和记者的话，对于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亡命徒来说，想要干掉我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如果我拒绝与警察合作的话，一旦我遇到了麻烦，诸如来自日本黑社会的，或者来自中国人黑帮的敲诈和挑衅，警察或许不再对我进行保护甚至懒得插手，那么我的处境就会十分险恶。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方式才能够继续在歌舞伎町这片土地上生存。

    在9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伙刑满释放人员与东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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