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合流，进入到歌舞伎町，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准备对一家珠宝店实施抢劫。

    这伙人的第二号头目在没有“黑”下来之前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为没有携带“外国人身份证”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释，并把他保出来了。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多少算对他有个搭救之情。后来他的签证过期，成为黑户口之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但是这次他带着手下来歌舞伎町“踩点”的时候，偶然在街头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谈了一阵，他知道我在此地谋生，就怂恿我跟着他们去“发大财”，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在他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这两天不要上班了，因为“可能会出点事”。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因为歌舞伎町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没想到那天后半夜，一个叫松本的刑警在街头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紧张地问我是否知道新从中国过来的一批“老手”要对某家珠宝店行劫的风声。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出我那个旧日的朋友，而且，与下午接到的电话相联系，我估计松本说的就是他们。

    我一面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小调羹，一面考虑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松本。如果我说完全不知道，等于是自欺欺人，我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这么多年，对于这么明显的外来势力的光临居然会茫然无知？这肯定骗不过松本，否则他也不会来找我询问。而且，如果他知道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今后我的日子也就不会好过了。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但是，要是我告诉他，那伙人就在明天动手，私人友情且不说，那些劳改释放犯还会让我在这块土地上存活几天？啊！真是麻烦啊！

    我端起咖啡，呷了一口，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很快，我的思路便理清楚了：“松本先生，如您所说，从上周开始，确实有一些从未在歌舞伎町露过面的大陆人，连续几天在这边转悠，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我便上去，想引导他们去看脱衣舞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我也就没有继续纠缠——您知道，我一向做事是很规矩的。”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一下，观察松本的反应。

    他显然不满足我所讲的这些，还希望我继续说下去，期待地看着我，甚至忘了端在半空中的那个咖啡杯。

    我想，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总不能连我保释那个朋友的陈年旧事都抖搂出来吧？而且，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能确认我的老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松本想要知道的这一桩。于是我摊了摊手，说：“您是职业刑警，您认为，如果谁要作大案，会提前通知我这个街头的引路人吗？”

    不过说良心话，我最最担心的还真是他们那一伙人，倘若他们真的行动，还被警方查出那个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完了。因为日本警察署的档案里会有我去保释他的记录，再加上松本在案发之前亲自询问过我，我竟说一概不知。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只能向警察说，在歌舞伎町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当然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一无所知。我知道警察最终也会拿我没办法，因为我毕竟不是同谋，但是我却没法继续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好在第二天那伙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风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他们放弃了打劫珠宝店的计划。而且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中出现过，我提了很久的心才一点点放下来。

    就在频繁地与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往中，我认识了一个警界的朋友。本来我是从心底厌恶那些表面冷漠、内心其实与黑社会一样贪婪的警察的。但是，这位朋友却不一样。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特例。

    我和名高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那时，“快活林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歌舞伎町。

    深夜，我在工作的间隙抽空走进那家名叫“后乐面店”的地方，正哧溜哧溜吃着加肉拉面，一个面色黝黑、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径直坐到了我的旁边。

    “嗯……吃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道，之后随意地看了眼我的面碗，突然搭话说：

    “原来还有拉面。兄弟！这味道还不错吧？”

    他的眼光很犀利，但并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眼光，眼睛深处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情，我也就没有了任何戒心，很自然地回答他：“这加肉面味道很好，和我母亲做得很像。”

    “哎！这不是拉面？原来还有叫加肉面的名字。好！我也来一碗。”

    面上来后，这个男人大口吃了起来，吃得很香。

    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那吃得酣畅的样子。

    他抬头笑了，跟我说：“噢！真的很好吃！谢谢！”

    我吃完面，离开面店，重新站到大街上。

    那个男人跟着走出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一边对我表示谢意，一边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脸上还现出一副不好意思也不太自然的表情说：“对不起！其实我是……”

    原来他是警视厅国际搜查科的一名刑警！名片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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