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耳室内，一片忙碌景象。

    “钮钟一套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下。”

    “甬钟一套5件，位于钮钟东侧。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地面上，未见有木架。”

    “甬部与钟体同模铸出，保存基本完好，形制相同，大小不一。”

    “每件甬钟的外裴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是包裹入葬。”

    “勾鑃一套8件，置于东耳窒后壁，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也是一体铸出的。”

    “勾鑃上的铭文，除了统一的“文帝九年乐府工造”之外，其下每件还阴刻了“第一”至“第八”的编码，篆文字体工整！”

    “刻有第一的勾鑃最大，通高64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

    “第八最小，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

    陈翰与林雅，庄云鹏他们，正在清点着清理出来的三组青铜编乐。

    孔建文和李教授，则在旁边进行记录。

    三组青铜编乐的每一件器物大小、形制、特点都记录归档后，李教授合上本子：“一会从三组青铜编乐里，各选曲一件，请广东地质局中心实验室的研究员们，进行电子探针分析。”

    “确定一下这三组编钟的化学成分，看看制作的合金比例。”

    一般来说，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制作青铜器时都要用铜、铅、锡三种金属作为主要原料。

    不过到底这三种原料的配比多少，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工坊铸造出来的青铜器都不一样。

    这三组青铜编乐的出土，对研究南越国当时的青铜器制造工艺，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必须好好研究。

    “剩下的这些青铜编乐，就分装送到广州博物馆暂存吧。”

    李教授指挥着大家，借助工具，将这三组青铜编乐都送出墓室后，便忙不迭的又带着大家回到东耳室里，继续投入清理工作。

    东耳室内的情况，比前室好很多。

    因为没有填土大量涌入，所以室内的器物清理起来较为方便。

    只是半天功夫，这三组青铜编乐就被清理了出来。

    而这三组编乐，也只占据了东耳室器物的一小部分而已。

    除去这些编乐，东耳室内还有非常多乐器。

    只不过非铜类的乐器，保存情况就没那么好了。

    象岗这边可能确实不太适合长期保存古墓。

    比象岗早了几百年的战国曾侯乙墓里，同样出土了一大批乐器，有木质的也有铜制的，保存的情况都非常的完好。

    可是象岗南越国墓里，只要是和木头沾边的东西，都严重腐朽了，基本无法保存。

    陈翰在甬钟旁，就发现了四个铜瑟枘（ruì）。

    一瑟四枘，可以确定这应该是一把瑟的配件。

    瑟的起源十分久远，是我国最早的弹弦乐器之一。

    《诗经·小雅》有：“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土女。”

    这是见于古籍最早的记载，说明瑟至少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到了先秦时期，便极为盛行，汉代亦流行很广，南北朝时常用于相和歌伴奏，唐时应用也颇多。

    只是古瑟至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失传了。

    唐宋以来文献所载和历代宫廷所用的瑟，与古瑟在形制、张弦、调弦法诸方面已有较大的差异，是后人按照先人典籍，然后再彷制出来的。

    先秦时期的瑟乐谱，也更是已经失传了。

    甚至唐宋时期的后世瑟乐谱，到现代也同样失传了。

    现有的瑟谱，只有明清时期，以及少数宋末到元初时还保存下来的古谱。

    现代人，已经永远无法知道，在先秦到秦汉时期，这段中华礼乐文化最巅峰的时候，被贵族列侯，乃至帝王将相们喜爱的“琴瑟和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音乐了。

    《周礼·乐器图》记载：“雅瑟二十三弦，颂瑟二十五弦。”

    周、汉时期的古瑟，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弦数二十三至二十五弦不等，以二十五弦居多。

    通过考古发掘基本可以作证，《周礼·乐器图》的记载是准确的。

    自宗周到唐宋，瑟都是一种有二十五弦的弹奏乐器，与只有七弦的古琴不同。

    至于为什么李商隐会写下那句经典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是因为汉代有一典故，说瑟原本是有五十弦的。

    但是少昊的儿子太帝，在命素女奏五十弦瑟的时候，由于太过悲哀，太帝禁而不能止，所以把她的瑟分为两半成二十五弦瑟。

    从此之后，就以“五十弦瑟”来代指悲伤的音乐。

    周到西汉时期，在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中，都用瑟伴奏唱歌。

    特别是西汉，瑟和琴基本上统治了各种宴会，成为了宴会演奏的主力乐器。

    只是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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