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段祺瑞在上任不到一个月便亲自南下督战。4月20日，段祺瑞一行抵达了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汉口，随即又召开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前线的两位总司令曹锟和张怀芝、湖北督军王占元、湖南督军张敬尧、河南督军赵倜，其他如江苏、江西、安徽、山西、陕西、奉天六省也派有代表参加。

    在会上，段祺瑞特别强调了北洋军人的团结，并十分大度的将之前陈光远、王汝贤、范国璋等人的处分全部取消，以鼓励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完成武力统一大业。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前方又传来喜讯，北洋军在24日攻下衡阳，正在挺进湖南中部。

    4月25日傍晚，段祺瑞一行兴致勃勃的乘坐“楚材”舰前往九江、南京，但乐极生悲的是，由于当时江风过大，加上航速过快，结果“楚材”舰与上行的招商局客轮“江宽”号相撞，“江宽”号当场被撞沉并造成了上百人伤亡，而“楚材”舰也被撞伤，段祺瑞的养子兼亲信秘书罗凤阁在这次事故中不幸身亡，令老段感到十分痛心。

    事情偏这么巧，段祺瑞等人改乘“楚泰”舰继续前行。老段怎么也没有想到，因为自己的这次南下，居然会酿成这样一件惨案，原本高兴的他，一下就沉重了起来。

    也许的巧合，前线的北洋第二路军也在次日大败，几乎被南军打得溃不成军。事情是这么回事，张怀芝率领的第二路军本是多支杂牌军混合而成的，因此进军缓慢，但他们看到吴佩孚、张敬尧等人连战连捷后，不免也着急了起来，生怕自己去晚了就没仗打了，因此在四月中旬后，他们又改为急行军，简直就是要和第一路军赛跑。

    第二路军是由江西进入湖南东部的，在向南挺进的过程中，由于进军太速，结果把刘建藩部湘军撤退的后路给断了。所谓“哀兵莫追”，北洋第二路军的急躁行动反激发了湘军的拼死一战的斗志，而刚得到喘息的桂军马济部也为了防止北洋军继续追击而突然掉头，配合刘建藩部打一个反击战。

    4月26日，南北军在湖南新市一带发生激战，但蹊跷的是，人数占优的北洋军却并没有传说中的那般神勇，主攻部队山东第一师甫一接战，便如潮水般纷纷后撤，师长施从滨差点就溺水而亡，而其他部队如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安武军等见势不妙，也几乎是溃不成军，一直从醴陵、攸县撤到了长沙。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见自己的部队被打得丢盔弃甲，急忙从长沙跑回了汉口。

    北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过于冒进，急于贪功；二是北军初到南方，对当地的地理形势、饮食习惯等毫不熟悉，一时间也适应不过来。譬如攸县，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到处是沟渠水塘、羊肠小径，又多有小山小丘，松林茂密、茅竹丛生，而北洋军通常是在宽阔平坦的北方大地上训练演习，来到这烟雾弥漫、地形错综复杂的南方后，不免昏头昏脑、难辨方向。加上当时又是梅雨季节，天气闷热不堪，而道路又泥泞不堪，这些因素对北洋军都大大的不利。

    湘军刘建藩部在追过株洲后，仍旧孤军深入，继续向长沙前进。由于湖南新任督军张敬尧的第七师在占领长沙后并没有南下，这时便正好将湘军截住，双方对峙了数日。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张敬尧让张宗昌收集自己的旧部并加以重新武装，借以反攻湘军。

    在大败之后，张宗昌正担心自己部队的番号被取消，于是这次决心冒死一攻，以求将功赎罪。后来，张宗昌亲率敢死队1200人，直插湘军中央阵地，并四面冲击，湘军一时猝不及防，结果全线混乱，主将刘建藩也在慌乱当中溺水而亡（也有说是因要对部下军法从事而反被部下刺死的）。

    在这次湘东反击战结束后，南北方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正当段祺瑞眼巴巴的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的时候，前军总指挥曹锟却突然带着他的司令部于5月29日返回了天津。原来，在得知徐树铮引奉军入关后，曹锟十分不满，他认为自己在前方为北洋系拼杀，而某些人却在自己的背后插刀子，侵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6月9日，败军之将、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也灰溜溜的回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不再好意思提南征之事了。由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再次夭折。

    6月11日，曹锟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徐树铮作为段祺瑞的代表赶赴天津，试图扭转对段祺瑞不利的政策。就在会议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这就是前陕西督军陆建章被害一事。

    与段祺瑞等人一样，陆建章也是小站旧人，而且一直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清廷覆灭后，陆建章担任了右路备补军统领（后改为警卫军）和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对异己分子向来就是毫不手软（譬如武汉首义的张振武便死于其手），因其杀人如麻，人送绰号“陆屠夫”。在民国初年的白狼之乱中，陆建章被授为陆军第七师师长，在率兵进入陕西剿匪后担任了督军一职，帮袁世凯稳固了陕西的地盘。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陆建章被原陕南镇守使陈树藩排挤，给撵出了陕西地盘。失势后的陆建章后来便投靠了冯国璋，并暗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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