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吧！啊……”

    “不害臊？孩子似的！”

    母亲的声音很低沉。

    姥爷撒着泼，两条腿在地上踢，胡子可笑地翘向天，双眼紧闭。

    母亲看了看那些剪下来的纸片儿，说：

    “我把它们贴到细布上，那亲戚更结实！”

    “您瞧，都揉坏了……”

    她说话的口气，完全跟我上课时一样。

    姥爷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整了整衬衣，哼哼唧唧地说：

    “现在就得贴！我把那几张也拿来……”

    他走门口，又回过身来，指着我：

    “还得打他一顿才行！”

    “该打！你为什么剪？”

    母亲答应着问我。

    “我是故意的！看他还敢打我姥姥！不连他的胡子我也剪掉！”

    姥姥正脱撕破的上衣，责备地看了我一眼：

    “你不是答应不说了吗？”

    母亲吐了口：

    “不说，我也知道！什么时候打的？”

    “瓦尔瓦拉，你怎么好意思问这个？”姥姥生气地说。

    母亲抱住她：

    “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妈……”

    “好妈妈，好妈妈，滚开……”

    她们分开了，因为姥爷正站在门口盯着她们。

    母亲刚来不久，就和那人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她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屋里去，贝连德家的漂亮小姐和军官也去。

    姥爷对这一点不满意：

    “该死的东西，又聚到一起了！一直要闹到天亮，你甭要想睡觉了。”

    时间不长，他就把房客赶走了。

    不知从哪儿运来了两车各式各样的家具，他把门一锁：

    “不需要房客了，我以后自己请客！”

    果然，一到节日就会来许多客人。

    姥姥的妹妹马特辽娜·伊凡诺芙娜，她是个吵吵闹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着带花边儿的绸衣服，戴着金黄色的帽子。

    跟她一块儿来的是她的两个儿子：华西里和维克多。

    华西里是个快乐的绘图员，穿灰衣留长发，人很和善。

    维克多则长得驴头马面的，一进门，边脱鞋一边唱：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这很让我吃惊，也有点害怕。

    雅可夫舅舅也带着吉他来了，还带着一个一只眼的秃顶钟表匠。

    钟表匠穿着黑色的长袍子，态度安详，像个老和尚。

    他总是坐在角落里，笑咪咪的，很古怪地歪着头，用一个指头支着他的双重下巴颏。

    他很少说话，老是重复着这样的一句话：

    “别劳驾了，啊，都一样，您……”

    第一次见到他，让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搬过来。

    一天，听见外面有人敲鼓，声音低沉。令人感到烦躁不安。

    一辆又高又大的马车从街上走过来，周围都是士兵。

    一个身材不高，戴着圆毡帽，戴着镣铐的人坐在上面，胸前挂着一块写着白字的黑牌子。

    那个人低着头，好像在念黑板上的字。

    我正想到这儿，突然听到母亲在向钟表茱介绍我：

    “这是我的儿子。”

    我吃惊地向后退，想躲开他，把两只手藏了起来。

    “别劳驾了！”

    他嘴向右可怕地歪过去，抓住我的腰带把我拉了过去，轻快地拎着我转了一个圈儿，然后放下：

    “好，这孩子挺结实……”

    我爬到角落里的皮圈椅上，这个椅子特别大，姥爷常说它是格鲁吉亚王公的宝座。

    我爬上去，看大人们怎么无聊地欢闹，那个钟表茱的面孔怎么古怪而且可疑地变化着。

    他脸上的鼻子、耳朵、嘴巴，好像能随意变换位置似的，包括他的舌头，偶尔也伸出来画个圈儿，舔舔他的厚嘴唇，显得特别灵活。

    我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喝看掺上甜酒的茶，喝姥姥酿的各种颜色的果子酒、喝酸牛奶，吃带罂粟籽儿的奶油蜜糖饼……大家吃饱喝足以后，脸色胀红，挺着肚子懒洋洋地靠在椅子里，请雅可夫舅舅来个曲子。

    他低下头，开始边谈边唱，歌词很令人不快：

    哎，痛痛快走一段儿，弄得满城风雨——快把这一切，告诉喀山的小姐……姥姥说：

    “雅沙，弹个别的曲子，嗯？

    “马特丽娅，你还记得从前的歌儿吗？”

    洗衣妇整了整衣裳，神气地说：

    “我的太太，现有不时兴了……”

    舅舅眯着眼看着姥姥，好像姥姥在十分遥远的天边。他还在唱那支令人生厌的歌。

    姥爷低低地跟钟睛匠谈着什么，比划着，钟表匠抬头看看母亲，点点头，脸上的表变幻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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