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为天帝的“元子”，即天子。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承运”。

    而中国的政体又是以北天区为原型的文化产物——中央集权于皇帝一身，郡县对中央形成拱极之势。帝王与群臣犹如北极星，由群星拱卫。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因之“象天设都，法天而治”也就成了中国亘古不变的原则——天帝居于“天中”的紫微宫，则皇帝所居的宫城必定要效法相对应的“地中”（土中）修筑紫禁城，而在其正南一面辟出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御道，即“通天之路”（亦称“天街”），形成了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贯穿过全城。

    从永定门到钟鼓楼，这条贯穿整个北京城南北的轴线，就像一个“合页”，正是它统领着全城的建筑群，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东西两侧对称布局的城市格局。“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正是北京城最大的特色。

    清康熙四十八年，清政府曾将贯通京城南北的这条中轴线确定为天文、地理意义上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线。

    这实际上是从天文和地理意义上重申了古代中国以自我为世界中心的理念，这条线比1884年国际会议确定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本初子午线要早175年。这已成为自周秦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式，即将主要建筑物安排在中轴线上，坐北朝南，左右均衡对称，再加上高低起伏变化，在空间布局上最大限度地突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古代之所以模拟星象来规划营建帝都，究其根本原因，是古人对上天的特殊崇拜。宫城是“天子所居”，宫城的规划模拟于星象，使宫城更加符合上天这个理想的世界。效法上天也进一步宣扬了统治者是“奉天承运”的思想，即统治者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在谈到范蠡为勾践筑越都时说：“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步，一圆三方。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

    可见模拟上天建城的观念早在先秦之际即以形成。为了解天象对古代都城规划的影响，首先应了解人类对天象的认识过程。人类对天象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地对天的关系，第二阶段则是天对地的关系。

    由于天地相通，所以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在上天都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位置，《史记·天官书五》：“天文有五官”，“星座有尊卑”，天官“若人之官曹列位”。在中国古代的星图中，不仅有天皇大帝、上将、上相、尚书、少尉、嫔、妃、太子，而且还有列肆、市楼、天仓、天河、天街等各种星座之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产物都被移植到星空之上，而日月星辰就是上天世界的基本组成单元。这就是古人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对天地关系的初步认识。

    但这仅是古人认识天地关系的第一步，即由地向天的对应阶段，也就是将人类的社会模式移植到星空的过程。

    当然，人们很自然地把上天这个理想境界逐渐搬回地上，做到“王者封国，上应列宿之位”；《白虎通义》卷一：“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城”；即把人类赋予上天的某些理想模式在人类社会中再现，这就是天地关系认识过程的第二步，即由天向地的对应阶段。正是这种由天向地的对应关系，对我国古代的都城规划和城市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笔者几次前往中国最美乡村——婺源游玩，考察当地风水，这里的建筑真的很美，完全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那是一种享受。

    这种模仿天象来建筑风水的方法，就是古人所提出的“法天象地”原则，现在我们的天星风水学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慢慢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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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墨听到这里，确实心中有些反感，怎么这个李招娣今天这么反常？！按理来说，自己的手腕上可是有蛇骨手链的！自己的一举一动，李招娣不是应该很了解吗？！那她为什么今天说了这么多？！难道，她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李招娣一下子强行给顾墨灌输了这么一大堆话然后看司命大人似乎对这些不了解也就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法天象地不同于七十二般变化，法天象地可以化为身高万丈。”

    顾墨听后整个人更加迷糊了：“还是没懂！”

    李招娣笑了一下：“大人，说白了就是变大身形！”

    顾墨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哦～这样啊！可我只是通过试炼也没干别的啊！”

    李招娣摇了摇头：“大人，您还真把自己当普通人么？”

    顾墨听后也是认同了这个事实。

    聊着聊着泡面就已经泡好了，李招娣抬眼看去恭恭敬敬地说：“大人，属下出入不便也该回去了。”

    顾墨嗯了一声，李招娣就凭空消失不见。

    顾墨揭开泡面苦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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