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常常想起我童年的那些伙伴们，他们大都还在农村，和他们相比，我真是活在天堂，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应该珍惜我现有的生活。

    如果按着我那时的样子发展下去，也许我现在仍不失为一个好干部，但是，后来我却变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有自身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当我的权力越来越大之后，我周围的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听到的是一声声恭维，看到的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金钱美色随处都在诱感着我。我虽然也在拼力地抵御着这些东西，但是，当我的所作所为不被上级领导所认可、所重视的时候，我也就慢慢地被社会同化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就上了别人的贼船，成了金钱和欲望的奴隶。

    要说我是怎么变的，这不能不算一个社会根源。我在副市长的岗位上干了将近两届，我慢慢地发现，干的再好，不如说的好，说的再好，不如有关系的好。一些工作能力比我低的，资历比我短的，甚至，人品很差的一些人，为什么一个个都上去了？有的与我平起平坐，有的成了我的上级。对此，我想不通，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极大的伤害了那些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干工作的人。当一个无能的领导坐在你的上头，不干事，或者没有能力干好事，你是多么的憋气。你就会想，假若让我去做，我能做得多好多好，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于是，你就想得到这样一个平台，想大刀阔斧地干一番事业。可是，现实又偏偏不给你这样一个平台，怎么办呢？一种是消极的等待，一种是积极的争取。在这二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要想争取，必须要有靠山，要找靠山，就得有一定的经济做保障。就这样，我慢慢地变质了。被人用金钱控制了我的权力，我又用金钱打通了上面的关节，当我彻底堕落了之后，也意味着我的官运来了。直到现在，我还想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正直廉洁的时候，得不到应有的重用，为什么等我变质了、腐败了、堕落了，反而被提拔重用了呢？这是我的悲哀，难道又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悲哀吗？

    如果问一个小偷，你为什么作案？答案可能很简单，就是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如果问一个贪官，你为什么要贪？答案也不会太复杂，也是为了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在人的私欲上，贪官与小偷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上。小偷基本是为了自给自足，而一个腐败分子，就好比一个污染源，他要收，还要送，他要影响周围一大片。腐败产生的过程，何尝不是一个渗透的过程？

    一个好的环境，它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环境它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当你一旦变质了，你对权力的欲望也将发生根本的变质，你不再仅仅把权力当做你干好工作的一个平台，更成了你捞取个人资本，获取名利，实现权色交易的平台。这是一条不归路，你走上了这条道，就意味着一步步地迈向深渊。

    我知道，老百姓一说起贪官，各个会恨得咬牙切齿。我不知道我之前的那六任市长是不是都很廉洁？但是，我希望从第八任市长起，一定要记住，边阳市第七任市长叫刘国权，他是一个贪官。当他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路时，他醒了，却也晚了。如果我为此而能使一如我这样的人及早清醒，能够使后来者警钟长鸣，也算是对我灵魂的一点告慰吧！

    张子辉念完，一阵冷场过后，郝书记说，同志们，这个腐败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腐败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渗透的？在新形势下，我们的一级组织，要怎样选拔任用干部，我们的监督部门又要怎样做好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们天天讲反腐倡廉，反腐倡廉，但是，为什么腐败就像割韭菜一样，刚割了一茬，新的一茬又长上来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建议，下个月全省的反腐倡廉会议就定在边阳，在这里开一个现场会，以刘国权作为我们的反面教材，要把他的《一个市长的自白》印发下去，让大家进行广泛的讨论，要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一些灵魂深处的问题，把反腐倡廉推向一个更深更高的层面。

    经过市委常委会决定，郭剑锋又回到了公安局。省厅调查组将案件移交给市局之后，张子辉他们都回到了省里。一切又渐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这天下午，石楠找到了宋杰，她想见一面于又川。按规定，像于又川这样的重大犯人在没有公开审判之前是不允许外人探视的，可是，石楠很例外。宋杰征得郭局同意后，带着石楠上了看守所。

    随着一阵铁镣的响动，于又川慢慢地出现在了石楠的面前。

    看着眼前的于又川，石楠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敢相信那个潇洒倜傥的于又川就是眼前的这个重刑犯。他瘦了，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目光比她在火车站上看到的坦然了许多。

    他说：“谢谢你来看望我。”

    她说：“你……你为什么要这样？”话一出口，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淌了下来。

    他说：“好多事儿，不是用为什么就可以回答了的。如果有人问我，今生今世的最大遗憾是什么？我就可以明确地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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