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门，将门板关上，只留胡雨霖一个人在房间里。

    胡雨霖没有去看管家，而是伏在了桌面上，用拳头一下一下的砸着。

    “怎么会这样……”

    “六百万两，那可是六百万两啊！”

    “六百万两，西征协饷……这天大的窟窿，可怎么补啊……”

    “左公要是知道了我挪用西征协饷，会不会杀了我……”

    “老天！老天！这可要我如何是好啊！”

    胡雨霖之所以对自己丢了这600万两的西征协饷如此恐惧，是因为他深知这当中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乾帝国自全隆皇帝改西域为新疆以来，新疆驻军和西北用兵，军费一项，多以协饷方式解决。何谓“协饷”？新疆初置，财政难以自立。故由户部和各省调拨银两维持军政开支，又因开支多用于军饷，故称调拨银两为“协饷”。从全隆二十五年开始。大乾朝廷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饷”二三百万银两，因英乾战争和圣平天国之乱。显凤年间，协饷屡次裁减，数额大幅下降，到彤郅初年，每年实拨协饷仅44万两，而且常常拖欠。在每年应拨协饷中，两江60万两，浙江144万两。广东84万两，由于历年拖欠，各省关积欠协饷已达1960万两。

    左季皋的西征重新“激活”了协饷制度，但屡屡困于拖欠，协饷难办。加上左季皋人缘太差，比不得当年曾伯函用兵时东南协饷的“风起云涌”。彤郅六年，左季皋移师西北路过江西时，当时的江西巡抚刘昆义还主动要求每月增拨协饷2万两。但不久之后，刘昆义便借口有困难，增饷和协款便无踪影了。而沿海各省。则借口筹办海防，自顾尚难，纷纷要求停办或缓办协饷。左季皋曾屡次奏请朝廷催各地方及时协饷，然而，“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

    协饷能否协起来，原要靠中央调度，可显凤彤郅年间以来，各省一有缓急，就彼此通融协借，户部亦不过问。没了全隆时那一番大一统的财政统筹能力。中央财权失落，就要靠协饷者本人来协调了。惜乎协调这一块儿。以左季皋的性格和处事方法，根本就做不来。

    尽管协调的事做不上来。但在催款的办法上，左季皋却另有一套办法。

    那便是，借洋债。

    借洋债的思想出自左季皋，而经办人则是胡雨霖。左季皋认为，以外债代替协饷，以应急需，可以速集巨款，弥补协饷之不足。左季皋的办法是：以海关印票即协拨各地方省份加盖关防以示承诺代替中央催解。也就是以巨额外债代替了分散划拨的协饷。把“借洋债”跟协饷制度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才大手笔，非左季皋所不能为此。

    彤郅六年到彤郅七年一年之间，左季皋便通过胡雨霖之手，连借了两大笔洋债，共计220万两白银，对此，当时左季皋曾得意洋洋的宣称：“得此巨额现饷，可以相其缓急，通融撙节，集事可速，调度可灵……得所借手，速赴戎机”。在左季皋看来，举借外债不失为弥补财政短缺的一剂良药，他甚至认为可以大规模地借，“借数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反正这些钱又不需要他来还。

    而更为高明的是，左季皋把“借洋债”当成了催缴各省协饷的手段！

    对于左季皋经胡雨霖手办理的借款，利息可以说高得离谱。刘昆义曾设身处地的站在左季皋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他为了不耽误军事而进行的“不得已”之举，左季皋听说后只是冷笑，事实上，他并非“不得已”，而是有意“就高不就低”！

    因为他要行的，是“一石数鸟”之计。

    因为高利息不但能迅速筹集到巨款，满足用兵需要，高利息还能迫使协拨各地方省份迅速协饷，否则举借洋债的本利都要由他们偿还！

    有洋债的鞭子在后面抽着，各省还敢拖欠吗？

    这一回左季皋不用求人，各省督抚们自己就会上道！

    此外，左季皋的“就高不就低”，另一个目的，便是给从中经办的胡雨霖留回扣空间。

    胡雨霖是嗜利的商人，以营利为生命，左季皋当然知道得十分清楚。胡雨霖为他做这些，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没有回报，胡雨霖怎么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他运筹军饷？更何况为了西征借洋款，他还将阜康银号和家底都押上了，理应获得与其奉献及其效益相应的回报，可朝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这一项。所谓的“圣人可权”，自号“今亮”的左季皋让胡雨霖高息中吃利差作为回报，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各省督抚无奈之下，为了不当左季皋“高利贷”的冤大头，便只能使出各种手段，将协饷摊派下去。

    而左季皋“高息催饷”下的牺牲品。便是各地的商民。

    远的不说，广州的官员在左季皋“高息催饷”的逼迫下，强令广州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缴纳西征协饷100万两。潘仕成生意周转不灵，乞求暂缓。竟然被诬告下狱。后幸得亲族进京活动，并找到了敬亲王申诉，才被释放。潘仕成的被释曾惹得左季皋极是恼怒，专门为此上奏朝廷，要求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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