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一九二六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一九二八年二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十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二十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五十万成员，写下《伟大jīng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一九三六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fǔ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二十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十二月十四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yù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yù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一九四零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二十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一零四”号铁**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六千余桶；二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三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五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一百八十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一月二十七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fǔ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yào入睡。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和十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yào，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二月十一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fǔ迁都广州后，早已闭mén谢客。即使国民政fǔ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yào。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yào，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chuáng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sè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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