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国民政fǔ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五日开幕，代表总额两千零五十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十二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máo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胡适的墓志铭“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jīng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文化部长蔡武抵台访问第一站，即前往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故居参观，还特别步行前往胡适铜像和墓园凭吊。对于半世纪前曾遭到大陆严厉批判的胡适来说，蔡武的专程吊唁，不啻是一份迟来的肯定。更重要的是，由于两岸关系从对峙到缓和之故，让两岸都敬重的思想家胡适，不再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遭到莫须有的曲解与责难。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yù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lun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sè彩，具有开创xìng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xìng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mí梦”（《新思cháo的意义》）辛亥**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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